钱启同，原温州二医（医院）内科名医，年以百岁高龄辞世。此文为其长女所作。——编者

父亲钱启同13岁考上浙江省立十中（今温州中学），受陈叔平先生的影响，对数学很有兴趣，且成绩优秀，深得陈叔平先生的赏识，理想在数学上有所成就。18岁陪童年好友去杭州参加浙江公立医药专门学校考试，没想到被录取，父亲没想去读，可他的奶奶很满意。因为父亲幼年父母双亡，爷爷也因病早逝，家中因病离世的人很多，奶奶最担心这个宝贝孙子，最怕他也被病魔缠上，如今他糊里糊涂考上浙江公立医药专门学校，奶奶觉得这是天意，一定要父亲去。父亲最听奶奶的话，就这样，他放弃了数学的理想，改学医科。既然学了医，父亲就想和他大姐夫一样去日本千叶医科大学深造。他从浙江公立医药专门学校毕业后，为了省钱，想先在国内学好日本语，再去日本。由大姐夫缪澂中介绍，进入济南日医院学习，但当年（年）就因济南五三惨案真相逐步揭露，当他得知中国人遭受日本人杀害的真相后，医院，也放弃了留日深造的决定。之后，他先后在山东枣庄、浙江杭州和江苏盐城等地工作和学习过，积累了一定的临床医学经验。年，钱启同在杭州浙江医专细菌学自费实习时与家人合影，左一为本文作者。年，江西京赣铁路恶性疟疾半年时间里，父亲累瘦了，还没有拿回来一分钱工资年，江西恶性疟疾流行，在京赣铁路施工的北方工人，因没有对疟疾的抵抗力，大批人相继死亡，很多工人也应恐疟逃亡，直接影响了京赣铁路的施工，父亲就是这时被紧急调往京赣铁路，在离贵溪30里地的洪峦村东医院。当父亲赶到时发现，这里已经有50来个病人，可父亲领到的装备只有二百粒奎宁丸、几针奎宁针和三十包硫酸镁，天平、量杯都没有，却要面对50来个急等救助的病人。连抱怨的时间都没有，父亲先给几个高烧的病人打了退烧针，医院。医院就“建在”东岳庙，周围搭起工棚，这就是病房，戏台下面做门诊室，戏台上是医生的“宿舍”。医院就这样算是建立起来了，由父亲负责，当听到局方弄到百两装的罗氏奎宁粉十箱，配给他们，已运到洪峦镇，父亲担心战时混乱，怕这些奎宁粉丢失，连夜冒着风雨，在泥泞的路上深一脚浅一脚，赶到洪峦镇，第二天就冒冒失失雇了几个保定的工人，让他们把药运往东岳庙，自己先赶回东岳庙为病人治病，当时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救人要紧！大家都问他怎么不跟着抬药的工人，他说，自己在北方多年，觉得北方人很讲义气。好在，第二天药品还是完好无损地送到了，大家都笑他“呆人不怕鬼”。药是拿到了，可只有奎宁，书上说，恶性疟奎宁是治不了的，一定要用扑疟母星阿的平治，难道就看着那么多患恶性疟疾的工人死去吗？父亲不信，难道缺医少药的时候就不看病吗？父亲亲自给重症病人灌肠、换药，当时生活条件很差，病人脏得如同叫花子，清洗非常麻烦，父亲从不嫌弃，担任医生兼清洁工，亲力亲为深得工人爱戴，甚至连精神病人都听他的话。父亲主张预防为主，叫每个工人定期吃奎宁粉预防，药苦，工人不肯吃，他自己亲自吃给他们看，工人备受感动，都主动吃药。父亲又规定重症病人住院，医院给药、给伙食，轻病门诊，医院只给药，这样既减轻了病人的负担，医院的压力。为了改善重症病人的伙食，医院的经费不够，父亲就拿出自己的工资；天气转凉，工人都没有棉被和衣服，父亲又拿出自己的工资买煤，生火取暖，为防止火灾，三更半夜还亲自起来巡查。而父亲自己吃不好睡不好，还整天与恶性疟疾打交道，可他自己始终没有被传染，大家都说他是善有善报。在父亲等人的精心治疗和对病患的体贴关怀下，只靠奎宁药，恶性疟疾不到半年就得到了控制。在江西治疗疟疾的半年时间里，父亲累瘦了，还没有拿回来一分钱工资，他说：“这点钱能救活那么多病人，我很欣慰，你们也不是没饭吃，苦一点能锻炼意志。”年，瑞安鲍田地区霍乱当姑妈做好饭，端来时，发现父亲坐在马桶上睡着了抗战爆发后，日本“细菌部队”对浙江多地实施了细菌攻击，使得多地烈性传染病爆发。年4月间，父亲的好友张景飞奉命创建浙江省第八区中心卫生院，地址选在墨池坊十六号（房屋现在依旧存在），父亲应邀协办，他关掉自己的诊所就去了。医院建好没几天，当年夏，霍乱大流行，尤其是瑞安鲍田地区，一天都能死十几个人，父亲与张景飞的共同好友钟铎，准备在鲍田南河塘设临时霍乱收容所，集中治疗，张景飞大力支持，派父亲和护士金月眉、李叔湘三人去协助。那时药品器材很缺，只买了化学精制食盐和化学精制苏打。没有蒸馏器，就用烧烧酒的烧壶代替。没有输液针筒，就用旧的两头尖空盐水瓶代替。他们用棉花纺绸做滤纸，垫在漏斗上过滤；在旁边水井里汲水，自烧蒸馏水，自制生理盐水，消毒后给病人输液。第一天就收了40来个病人，之后不断地来，十个针筒连续不断地注射，父亲他们四个人三天三夜没有合眼。因为输液及时，制剂新鲜，无致热原质，注射后毫无发热反应，救活了许多人，且收到隔离的效果。他们半个月就煞住疫势，共收容了87人，只死了7个人，简直是医学奇迹。有意思的是，当时除了钟铎全家四人，不为名利，全部加入服务外，其余帮忙者均为地方上毫无医学知识的无业游民。因为当时流传霍乱流行是阴间拉壮丁，农民连街上都不敢走，谁敢来接近病人。只有这些游民，无家无室，才敢来帮忙，得到重用的游民还很负责。由于父亲他们的防疫措施做得好，没有一位帮忙者染病，也算是奇迹。以后父亲常举这例，告诫我们：“说明天下本无不可用之人，只看你用得是否得当。”当疫情得到控制后，有一天父亲抽空去前池看他二姐。二姐看到小弟弟，高兴得不得了，她知道弟弟在鲍田抢救病人，还听说成绩不错，知道小弟一定累坏了，进门第一句话就是：“吃饭了没有？”父亲对姐姐倒是没有客气，直接说：“饿死了。”姑妈立即去做饭，她恨不得把所有“好吃的”都做给弟弟吃。当姑妈做好饭，端来时，发现父亲坐在马桶上睡着了，姑妈心痛得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她想叫父亲去床上睡，又怕一叫醒父亲他马上又要走。举棋不定的姑妈在马桶前来回转悠，终于发现父亲醒了，姑妈立即跑去热饭，顾不得讲究了，端上一大碗泡饭，站在刚离开马桶的父亲面前，急急忙忙说：“赶快吃，吃完再走！”父亲就这样，狼吞虎咽吃完了姐姐端上的美味佳肴，抹抹嘴：“我走了！”父亲就是这样在亲友的娇宠下，不顾一切地投身到治病救人中去。年，温州城区鼠疫她问母亲：“你信什么佛？”母亲毫不犹豫地答道：“我信钱启同！”刚平定了鲍田地区的霍乱，父亲回到了八区中心卫生院，没想到鼠疫又来了。龙泉是鼠疫疫源地，年自龙泉运来一批茭白，里面发现一只死鼠，只因不知这是只鼠疫疫鼠，还是把货物存放在西郊镇宁巷一家堆栈，结果引起鼠类鼠疫大流行，很快蚤类就带上了鼠疫病毒。年，西郊街上随时发现爬不动的疫鼠，人类也出现了腺鼠疫死亡病例。因发现疫区在西郊，于是把八区中心卫生院改为温州传染病院，迁到西郊油车巷的大庙，父亲他们都成为防疫人员，穿上防蚤衣，去灭鼠看病。省卫生厅还派来一个外国人伯力士，办鼠疫训练班。起初发现都是腺鼠疫，局部淋巴腺肿痛厉害，体温达40度以上。当时用口服消治龙、肌肉注射鼠疫血清来治疗，晚期病人死亡率还是很高。就在大家忙碌时，不知为什么，省卫生厅搞人事变更，派赵竟初来当院长，赵还带了自己的一套人马，父亲他们也就只好辞职，回家开诊所。谁知很多医师很怕鼠疫传染，就把病人推到私人诊所，因为我家诊所早就配备了显微镜，诊断的准确率高，介绍到我家的病人特别多，真是门庭若市。父亲天天出诊看鼠疫，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全家也都穿上防蚤衣，帮助父亲接待病人。因为公家不出诊，父亲与柯主光平分了全城鼠疫病人的出诊，父亲负责西片区域。父亲决定不卖药，药品由病家向药房自购，我们代为免费注射，深受病家欢迎。当时打锣桥一条街都是棉花店，疫鼠发高热寒颤，钻进棉花里，人们取棉花，就被已感染的疫蚤叮咬，由此被传染。父亲走遍了信河街72巷，有时出诊，遇见病人，才发现是鼠疫，防蚤衣也没带，可父亲没有半句推辞的话语，马上诊治。我们很抱怨，说他不顾及自己的安全，也不顾及家人的安全，父亲回答说：“不是我不怕死，既然做了医生，不去救病人，良心说得过去吗？”父亲的敬业让我们无话可说，特别是我们的母亲，对父亲的敬业极为赞赏。多年后的一天，母亲遇见去进香回来的表妹的婆婆，她问母亲：“你信什么佛？”母亲毫不犹豫地答道：“我信钱启同！”父亲竭尽全力医治鼠疫病人，被他医治的病人不计其数，其间我们也学到了很多有关鼠疫的知识。可当时还是战时，完全隔离做不到，加之运输线被阻断，医药跟不上来，完全控制鼠疫还是很难做到，直到温州第三次沦陷，全城疏散，鼠疫才消失了。年，温州城区霍乱父亲掷地有声地答道：“我就是要跟阎王抢人！”年夏，全市霍乱又大流行，父亲和张景飞医院，因为没有政府拨款，也没有类似基金会的组织在经费上支持，只得借用清明桥外崇仁社的18间殡舍。这是一个寄放棺木的地方，那几年瘟疫猖獗，抬棺材的师傅生意特好，民间都说那是霉头年，阎王抓壮丁来了，我忧心忡忡，对父亲说：“你们选个好点的地方嘛，医院呢？”父亲掷地有声地答道：“我就是要跟阎王抢人！”说完，头也不回直奔清明桥。医院由父亲负责，他与戴守侠、林荣澄等制定总的医疗方案，同时请来许多临时医师，因为有前期鲍田的经验，他们安排医师日夜三班轮流抢救，因抢救及时，在资金缺乏的情况下，无一死亡，成绩为温州历来霍乱救治之冠。这年父亲一个夏天都没有洗过澡，考虑到病人的卫生环境，他总是匆匆赶回家，换身衣服又上战场，妈妈也只能是心痛地站在门口，目送他渐渐消失的背影，然后进屋立即清洗消毒父亲换下的衣服，晾干，叠好，等他来换。据说，当时抬棺材的师傅一下子没有了生意，好纳闷，到处问：“哪里请来的神仙？”回答是：“钱启同！”父亲由此名声大振。我的父亲一辈子没有做过官，就这几次临时负责，打的都是漂亮仗，不能不叫人佩服，叫人难忘。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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