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注：我是年10月作为合肥市第一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的。我们插队的地方是安徽省岳西县白帽区白帽公社新建大队石岭生产队。可能也是全公社最高的生产队了。我们每次从公社买米或开会回村都得爬山，气喘吁吁地爬上一个小时，才能达到石岭村最大的一块平地——住有三户人家并有一个小祠堂的地方，我们5个插队知青就住在这个带一个小天井的小祠堂的两间厢房里。我和胞妹就在石岭村里度过了近两年时间，年初母亲不幸去世，父亲在省里某个农场干校接受批判和改造，家里还有三个未成年弟弟和一个更小的外甥，为了照顾家里，就调到了距离合肥市只有二十多里远的肥东县某公社继续插队当知青，从而离开了白帽石岭。不过，在石岭的这近两年时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发生过不少值得写出来的故事（今年初发表的《山乡美人背后的故事—一座回乡知青的坟》就是其中之一），我还曾写了一些古风五言诗和近体诗吟咏这段经历。这次我拟将这些故事一一整理出来，形成一个系列文章《知青杂记》。这是第一篇，题目是《厕所革命》。以后本 　　

　　石岭也是一座大山的名字，千余米高，东边四十余里是闻名遐迩的米高的明堂山，南边三十里处则是一座如同锥形的高约米的司空山（此山也是佛教禅宗二祖慧可的修炼驻跸地），西边三十里则是与湖北英山交界的大约米高的羊角尖。我们的生产队——石岭村就位于石岭山的山腰处。那里山高林密，住户分散，一共也只有11户人家，72人，分散于山上的各个山坳之中，最高处住户与最低处的可能相差多米，要走好几里山路。人住得稀疏。一般都是两三家聚居一处，还有一家独自住在村子最高处的。当然，厕所也就随便了。

　　其实，山区平畈地区尤其是集镇上的厕所也比较正规。比如靠近白帽区（公社）镇上的厕所，看起来也是中规中矩，总是有围墙，竹木的或是土坯垒的，有的还有屋顶，茅草的或片瓦的，与城里的厕所差别不大，至多是小，且不分男女。而且里面较暗，乍一进去一般是看不清里面东西的。

　　如果有人来上厕所，走到跟前就得哼一下或咳嗽一声，算是打招呼，里面如有人，不管男女都会也哼一声回应。异性哼一声是怕男女授受不亲，非礼勿视，那为何同性也要哼一声呢？因为除了区政府或公社里面的公共厕所，其它所有厕所都很小，只有一个坑位，也就是在地下只埋有一个缸，上面搭两块木板，中间的空隙处就是厕所粪坑了。两个人上厕所当然就挤不下了。

　　不管怎样，这些还都算得上是厕所。至少可以遮挡一下上厕所去方便的人的隐私。但我们插队处——石岭山上石岭村的厕所就不敢恭维了。我们刚下到石岭村的第二天，有关厕所的问题就给了我们当头一击。

　　插队那天，由于在白帽区和公社组织的欢迎和分组，耽搁了时间，加上路程较远，我们随着接送我们的农民社员和公社大队干部爬山来到石岭村时，天色已黑。再加上村里摆宴接风，一直热闹到半夜才睡。山里面的夜，黑灯瞎火的，伸手不见五指，再由于我们的房间都放有一个木桶当尿桶，所以晚上谁也没有出门。可是，第二天一大早，当我们几个男知青起床打开祠堂院门想出去看看村里环境时，就傻眼了。

　　离大门四、五米处的田坝边沿上，邻居一个女人正蹲在埋着的一口大缸边大解。除了在路边，也就是我们住的祠堂门口，歪歪斜斜、稀稀疏疏插在地上的几根竹叶已经泛黄的野竹竿之外，那口埋在地下的粪缸周围几乎毫无遮挡。白花花的女人屁股就在我们眼前晃动。那个中年女人似乎还回头对着我们这些半大小子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也许是毫无心理准备，年轻的我们面对这个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场景，几乎都本能地惊叫了一声“啊——”，然后触电般地跳回了大门里，又连忙关上了门。

　　后来才知道，那口埋在地下的瓦缸就是西边邻居家，也就是生产队长家的茅子（岳西人称厕所叫茅子）。他家一直以来不分男女都是这么上厕所的。而且石岭村的几乎所有村民家的茅子，不论是设在路边，还是放在房侧，也都是如此开放漏光的。区别可能就在于插在周围的竹竿和编挂在其上的竹叶是稍多些还是更少些。

　　面对这种如此开放私处、不惧走光的便溺条件，我们这些从省城来的知青们一下子被推入了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我们自己以后怎么办？小解还好办，男的在山上找个背人的地方即可；但需要脱裤子出恭，我们又该怎么办呢？这样的茅子我们蹲进去恐怕拉都拉不出来。何况我们知青组还有一位女性：我的胞妹。

　　经过对祠堂周围环境的紧急实地考察，我们几个知青做出了插队后的第一个决定：必须尽快在祠堂附近选址建造一座文明可靠的厕所。但在这之前，我们决定将屋后一处坡度较缓、周围还有一些低矮马尾松遮蔽的坡地暂作我们男知青的出恭之处——厕所。其实那个所谓的厕所，连村民的茅子也比不上，也就是在那块地上挖了两个深约一尺，长约两尺，宽度刚好适合一个人蹲下来的坑，旁边再放一个当铲子用的木块，供每个人大解后负责拨土覆盖住秽物。为了保险，我们去大解时还得有人在附近放哨，看有没有小媳妇、大婆姨之类的人突然走过来。

　　非礼勿视嘛。我们还上山砍来一些1-2米高的野竹子，准备将邻居，也就是石岭生产队长家的那个茅子原有的遮挡物进行修补，加高加密那些野竹叶子遮挡物，以便于我妹妹和那个邻居女人使用。这位队长当年四十来岁，很直爽也很粗犷的一个山里汉子。但一开始跟他说时，他却不以为然，认为他家的那个四面透光的茅子很好使，我们这么做是多此一举，不同意我们帮他修茅子。我们听了感到很纳闷。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时候的山里人在男女和性的问题上居然出乎我们预料的开放（后续文章会专门谈这个问题——作者注）。在山里，无论男女老少都认为，登缸（岳西方言，蹲缸，也就是上厕所的意思——作者注）还怕给别人“敲”（瞧）到自己的“皮鼓”（也是岳西方言，指屁股）？你登缸就得脱裤子，脱裤子就会被人“敲（瞧）皮鼓（屁股）”，这有什么丢人的？

　　于是，我们就给他讲道理：每个人身上都有隐私，也就是害羞的地方，所以每个人的“皮鼓”（屁股）是不能随便给别人“敲”（瞧）的。我们的话他一开始不接受，但他的堂客倒是听进去了，最先接受了我们的上茅子需要遮羞的观点（也许是觉得我们都是城里来的人，有了陌生感才不好意思吧——作者注）。那天晚上我们听到那女人把她老板（老公）一顿臭骂（骂什么我们没听清，可能无非是她不愿意再“献世”（丢人），让外人再敲（瞧）她的“皮鼓”了吧？——作者注），第二天队长也就同意了。

　　没两个时辰，那个谁去都会被人“敲皮鼓（瞧屁股）”的茅子就被我们修建好了。其实我们也就在其周围多插了一些野竹子，然后再用野竹叶子将篱笆从上到下编得严严实实的，密不透光就行了。但朝向田坝那一面也顾不上了，还跟原来一样是空着的。不过，只要对面山坡上没有人，上这个厕所也是安全的。

　　当这个茅子被我们整修一新，再也“敲”（瞧）不到他家上茅子人的“皮鼓”（屁股）后，那位队长也感到了一种新鲜和惬意，跑到我们知青的住处对着我们连连地说道“难为嗯（谢谢的意思），难为嗯。”后来有一次，我们在远处的山坡上看到他在出恭时一个人蹲在那密密遮挡的私密空间里，露着个头，望着山野，居然哼着小调，抽起了旱烟，一锅烟不抽完还不愿起身。

　　把这两件事办好后，我们就开始琢磨如何为自己修建一个既安全又卫生的厕所的事情了。但盖一个厕所并非小事。首先还得做好那位生产队长的思想工作。否则哪来的地皮、工时和材料呢？这时的队长已经能够理解我们知青的想法了，经我们一说也就点头同意了，但还是对我们说，男伢子“皮鼓”（屁股）还怕给人家“敲”（瞧）？真没办法。

　　盖一个厕所，材料主要是两种，一是屋顶材料，二是墙体材料。山里面这两种材料都好办。当然，要讲究些，还是得下功夫。比如，屋顶如不用瓦，还可以用茅草代替。山上到处都是茅草，多割一些码得厚厚的做厕所的屋顶不成问题，用绳子捆牢或用石板压住不给风吹走就行了。问题是墙体。厕所嘛，再不讲究那也得用野竹子或栎树条编成篱笆。好在我们就住在山上，而山上这两种东西也到处都有。当我们正在考虑到山上哪个地方可以砍到一些野竹子或栎树条时，得到一个好消息，生产队要盖牛棚，准备打一些土坯了。

　　山区的冬天，没什么农活。生产队便找些事情让农民社员们干一些活儿。一是给集体做些积累，如盖牛棚（生产队那年准备多养两头牛），要么清理每个农户家的猪舍，给已经放干水后的田里上肥等。

　　得到这个好消息，我们就跟生产队长商量了一下，请队里打土坯时多打一些，给我们盖厕所用。盖厕所？刚开始队长觉得新奇，土坯都是用来盖房子的，你们要用土坯盖什么厕所？用野竹子编个篱笆墙不就行了吗？后来经一些村民做工作，我们这些知青虽然讲究，但也是队里的社员，总得有一个厕所不是？于是队长也就答应了。但条件是这垒厕所的土坯得我们知青自己打，还不记工分。

　　不记工分就不记工分。那时我们已经听说不管我们干什么农活，挖红苕、挑圏肥，反正每天只给记6分工，这还是针对我们男知青的。我妹妹跟着队里那些堂客和未嫁的女伢子们干些剥茶籽、切茯苓、纺纱线等活，从来不记工分（后来到年底我们抗议了，才给我妹妹每天补记了4分工。那年底队里结算我们才发现，队里每10分工才值两角一分钱——0.21元，我们干一天6分工，1角2分钱多一点，只能用粮票买一斤半稻谷，舂米也只能舂出一斤来，一个人吃都不够，哪里能养活得了自己？当然，这都是后话了——作者注）。不记工分这事我们想得开。我们还早就算过，盖我们这个厕所，按照山里土坯的尺寸，不到两百块就够用了。心想这么点土坯还不好打？我们当然是一口答应。

　　山里做土坯与平原上的做法大致相同，无非是在一处山坡上找一处黏性好一些的土壤，然后挖取，一担担地挑至村里一处硬土场地上，泼上少许水，撒上一些碎麦秸或稻草，再牵一头牛到场地上去绕圈子踩踏这些泥土，旁边人则不断地将被踩挤出来的土再铲到中间去供黄牛踩踏。大约两个时辰后，这些生粘土大致被踩踏得熟了，麦秸也被充分搅匀了，就开始拿这些熟泥去倒模子了。

　　所谓倒模子就是用一个长约1尺半，宽约1尺，厚约一拃（20公分）的木模子，在底部和木模内侧撒上一点草木灰，用水淋湿，装满熟土，用石锤夯击熟土，使之挤压填平木模并与之平齐。然后将木模取出。土坯即做好成型，再在其上覆盖上茅草让其阴干，三五天后就基本干燥了。这时土坯很重，每块至少有五六十斤。这时就需要壮劳力将这些土坯一个个地侧竖起整齐码放在场地附近的一高埂上，依旧盖上茅草，荫上七、八天就可使用了。在此期间下雨也不怕，覆盖其上的厚厚的茅草完全可以防雨。

　　根据我们的估算，建造这个厕所约需土坯将近两百块。但队里那次打土坯，我们知青从头到尾都参加了，而且被队里当作壮劳力使用，干了快一个月，足足打了上千块土坯。好在我们那时年轻，只要吃饱饭，有的是力气。挑土是用扁担挑着两个竹编的簸箕，每挑都有上百斤。从取土的山坡到打土坯的场地比较远，足有2-米，中间还有上坡。印象中那是我们插队后干的最重的一个农活。由于挑担子时得不停地换肩，我脖子后的背脊处都挤压出了一个大包，几年后方才逐渐消退下去。

　　打土坯的活也不轻。倒模子的熟土都得人用手一团一团地搬过去，一团也有十多斤。不停地弯腰搬土，再用石锤夯击压平，那个累呀，每天干完活后晚上腰部酸疼得都直不起来。打完土坯后又是上山找石块和割茅草。不要小看这个割茅草。割茅草可是个技术活。

　　山上的茅草很多，到处都有，路边最多，一丛一丛的，茅草茎叶每根长约1米多，宽约2-3厘米，但在叶片的两侧布满了锯齿样的叶边，很坚硬，又像刀锋一般锋利。割茅草时稍不小心，手就会被割破（茅草也挺奇怪的，即便是春天，茅草发出的嫩叶，山里的羊也不会吃，据说叶子里存有沙粒状物体，山羊吃起来硌嘴，不喜欢吃——作者注）。所以，我们组的几个知青几乎每个人都为盖这间厕所去割茅草而付出过流血的代价。但最后，在一些农民朋友的帮助下，我们还是将盖厕所屋顶所需要的茅草都准备齐全了。当然，我们还在山上砍了一棵比较直的且已经有点枯萎的小松树作厕所的大梁。

　　盖厕所就容易了。我们事先便画有厕所的设计图纸（大家设计的，我画的），由一位盖房手艺高超的村民，也就是我们的房东主持，我们在生产队同意并指定的、位于祠堂的东后侧一块比较平坦的稀树山坡上，按照图纸尺寸挖了一个呈排笔字的6字形沟槽，下面方框算里间，那上面的横直就是外间。我们将从山上各处，主要是溪水边，通过砸、挖、挑拣搬过来的大小石块填充到沟槽里当地基，在高出地面两寸许的地方开始码土坯。我们知青当下手，负责搬土坯，递竹竿和送茅草。很快，一座在当年山区具有独特风格的厕所落成了。

　　这个厕所外墙高约2米，粉刷石灰，雪白整洁，很是抢眼，面积不大，仅约3-4个平方，也分成里外两间。厕所的里间埋口大缸（也是我们从白帽区镇上的商店里买了再抬回山上的），上面平行地铺上两块厚木板，中间空隙为便池，宽度二十多公分，人不易掉下去，是为人身安全。地上则铺上一层夹杂着石灰的沙土，墙角处也撒了一些石灰，是为杀菌和消毒。外间则放置一只木桶权作小解处。厕所屋顶则用厚厚的茅草覆顶，檐边向内倾斜修剪整齐，但土坯墙与茅草檐之间仍留有较宽空隙，便于空气流通，消散厕味，是为环保健康。我们在厕所门前还插上一排翠绿的野竹子以便更好地遮挡视线，增加厕所的私密性。

　　新厕所，新气象，墙面新白，屋顶新茅，篱笆新竹，一股时尚清新之风从山乡刮起，扑面而来。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又安全又卫生的厕所，再也不需要到屋后的山坡上或野地里怕被他人“敲”（瞧）“皮鼓”（屁股）出恭了。我们看着通过自己努力修建的漂亮厕所，高兴得难以自抑，于是便不管有无便感，都轮流去上了一次厕所，想亲自品尝一下自己劳动成果的味道。

　　让我们没想到的是，我们知青组的厕所落成后立刻闻名在外，几乎轰动整个石岭山乡。不仅石岭村的村民，同一个大队附近某些村子的山民都曾来参观过，纷纷说：下放学生盖茅子，奇真吆！（奇真，岳西话是指漂亮，讲究的意思）

　　之后一段时间，也不知为何，可能是榜样的力量吧，石岭村里有好几户村民也都陆续开始修整自己家的那些原本四处走光的厕所了。再到后来，隔壁邻居，也就是那位生产队长，也悄悄地在他家房屋附近的一个偏僻处，按照我们知青组厕所的样子也盖了一个新厕所，而他家原设在祠堂门前的老厕所则填平不用了。祠堂门前的田坝一下子宽敞了许多，视野也好看了许多。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与其说我们只是盖了一间新厕所，还不如说我们这些知青曾给偏远的山乡带去了一场“厕所革命”。是吧？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了岳西山乡里的一位大美人，只可惜留给我们的都是背影。尽管如此，那个袅娜多姿的身影给我们这些初懂男女之情的懵懂少年留下的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能吸引众多白帽知青目光的山乡美人确实不凡。

　　其实，岳西这个地方的漂亮女子还是挺多的。虽然偏僻落后，但此地民风淳朴，更有一股好风气：女子不下田。这就是说，此地男人呵护女人，田里的重体力农活都是男人干的。水田里的一切农活，无论耕田、耙田、育苗、插秧、修田埂、种黄豆、蓐草、追肥，还是收割、打稻、挑草，全部是男人干。当然，男人的活计还包括所有需要出力气的重活，如挑担、砍柴、打土坯、起猪圈和打场等。

　　女人最多干些旱地里的活，如种菜、种收红苕、采茶、切晒茯苓以及采摘茶籽（榨茶油）、木梓树籽（可制木籽油和木籽粉，代替可可粉制巧克力，文革期间中国缺少外汇进口可可粉，就用木籽粉代替可可粉做巧克力，据说价廉物美，味道却可以乱真——作者注）、板栗、毛栗和洋桃（也就是野生猕猴桃，酸酸的，有点儿甜——作者注）等林副产品以及家里的烧饭、洗衣服、带孩子和喂猪等家务活。

　　相比于山区女人不下田，我印象中的合肥附近的江淮丘陵地区，如我中学时学农时去过的肥东、肥西和长丰县的农村女人就辛苦多了：除了与男人们一样下田干农活，如插秧、蓐草和割稻子外，打场和挑担子等重活也得干。而且干活收工后还得赶回家去带孩子、烧饭和浆洗衣物等，辛苦极了。

　　山区女人不下田的结果是，很少晒太阳，皮肤普遍较白，手脚较为细嫩，皲裂粗糙者少，再由于很少干挑担负重等粗重农活，身材一般也都比较好。女伢子（岳西方言，指姑娘家）干活就更少。除了一些采摘类农活和纺织针线等女工细活外，前述的那些堂客们干的活也偶尔干干，但干得不多。所以，山里的姑娘一般来说还是挺漂亮的，就是有点害羞，且略显青涩。

　　结过婚的女人叫堂客，也叫婆娘，脑后都打个圆形发髻，用丝网罩上。她们出嫁那天都开过脸，平时也常用丝线绞脸上细绒毛，还文眉，两弯细细的眉毛挂在多为双眼皮的眼睛上，再加上总是洁净细白的脸庞，穿着整洁的衣服，你说能不漂亮吗？

　　当然，山里女人还干一种技术活，那就是纺纱织土布。当时山区农村，由于交通不便，农村生产生活自给自足程度很高。山里人很少买布做衣裳，公社或大队干部还有条件穿一些机织布服装（我还见过有的大队或公社干部还穿着用日本进口尿素尼龙袋缝制的衣裤，虽然大多染成黑色或藏青色，但上面仍隐约可见“尿素”及xx株式会社字样。但即便如此，穿着那种用飘飘抖抖的“时尚”布料做的衣服的农村干部们还是很得意的——作者注），其他人，主要是农民，身上穿的衣服和床上铺盖所用的布料大多都是由当地女人纺纱、织造和印染出来的土布。

　　我们那时常看到村里的女人或在家里纺纱或浆纱，或在场地两端分别插上一些五六十公分高的带有筘齿的竹竿以理顺经纱（织布前处理，也叫筘纱，“丝丝入扣”这句成语就是这么来的，只是这个扣字其实原为筘字——作者注），或在机房内装纱，最后坐在织布机旁边的木凳子上“啪嗒啪嗒”地织布。所以，山区殷实人家一般都有一间房，里面放有一台木制织布机，是为织布间。

　　女子织布，虽是脚踏穿梭，手动压纬，但工效还不错，一般每人每天可以织出6-7尺布。能干的女子每天甚至还可以织1-2丈土布。这些布织好后要铺平用竹篾片刮去纱头及杂色的棉籽碎屑，然后在一根木条上卷起成匹。这种由家庭作坊织出来的土布也叫老布，幅面较窄，一般多为2尺左右，暗白色略带点黄，布面较粗，也硬，不能做内衣，易伤皮肤，只能印染后做外套或夹棉类服装。

　　但也有心灵手巧的山里女人会织细白土布。这种细白土布纺纱前处理就很讲究，棉花经仔细捡摘之后，经多次梳篦，然后再搓成细细的棉纱棒纺纱。纺纱时动作较轻，也慢，稍有不慎，纺出粗纱就得拽断重新细纺。一锭纱要比粗纱长至少3倍。

　　那个时候的山区，不会纺纱织布的女子是会被人看不起的。所以，山乡女子在姑娘时期就跟着母亲和奶奶学习纺纱织布的手艺。除非有特殊情况，一般女人都会这个手艺。这也是冬天女子的主要劳动。

　　刚下去插队那年，我妹妹年仅16岁，也跟着左邻右舍的农家女人学习纺纱织布。但纺纱织布那活儿确实很繁复，尤其是在场地上理顺经纱，又是纱筒纱骨朵的，又是纱线绕来绕去的，还不给人靠近，连狗和鸡都要撵得远远的。妹妹学得很认真，到后来她也学会了坐在织布机前织上一会儿布，然后高兴地对下工后的我们指着还在织布机上的布说：瞧我今天织的布。

　　这些老布织出来还要经过染色才能成为布料做衣服用。山乡染布颜色多为黑色和藏青色，也有一种颜色稍淡的海棠蓝。没有印花，也没有蜡染，就是一种单色。一般农家没有染坊，织好的布多是送到白帽镇上的一家染坊里染色。染过色的土布多是自用的。山里染布用的颜料也多为就地取材，利用一些植物花果或树皮，甚至土壤作为原料制作，纯天然，污水除了烧碱部分，其它都降解得很快，量也少，也极少污染。比如当地女人喜欢穿的毛蓝，也叫海棠蓝，颜色的土布衣服，就是用大别山里到处都有的一种植物——蓼蓝草染制的。

　　我曾去过白帽镇上那家染坊看过。到处挂的都是染好的布，颜色各种各样，黑的，藏青的，海棠蓝的，还有紫的和红的，但以前三种颜色为主。一股染坊特有的有点温热感的烧碱味儿伴着水蒸气氤氲着四周，闻多了还头晕。

　　山里人也有点重男轻女。男人壮劳力一天10分工，干重活也可能给记12分工。（下放当年，我们男知青即使与村里壮劳力们干同样的活，包括打土坯、起猪圈土送到山上梯田里堆基肥这样的重活，干到年底算工分时才知道自己那些天每天肩膀肿的像馒头似地干也才给记6个工分。当地男伢子也记工分，跟我们差不多吧——作者注）。

　　但女人因为不下田，不管干什么集体活儿，都比男人评的工分低，一般都是每人每天评6分工。由于山乡男女各干各的农活，几乎不重叠，因此似乎也不能说它违背了当年强调的集体劳动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但奇怪的是，山乡里只有结过婚的女人，在当地称之为堂客的女人，参加集体劳动才这么记工分，也才能享受这个明显比男社员低很多的所谓工分。而未婚女子，当地叫女伢子，不管干什么农活，居然是什么工分也不给评记的。

　　不过，队里还是记下哪个女伢子哪天干了什么活，这样到年底可据此分一些与其劳动相关的队里的副产品实物。比如，参加摘剥茶籽了，就分几斤用队里茶籽榨的油；参加摘棉花、纺纱和织布了，就分几尺用队里棉花纺纱织出来的白土布以及参加过采茶和揉茶的还可能分上1-2斤炒青茶什么的。能分多少实物还得看挣工分的男女劳动力们分了以后还剩多少。

　　山里面女伢子参加集体劳动不记工分、只参与实物分成这事也是到了年底我们才知道的。这就是说，我妹妹自那年秋天跟我到石岭插队，干了两个多月的杂七杂八的农活，居然没有被评记上一个工分，只分到了2斤茶油、五尺土布和一堆山芋等。

　　到现在我也没有搞清楚未婚女子参加集体劳动不记工分、只分与所干农活相关的产品的规定是谁定的？公社还是大队甚或仅仅是石岭生产队的土政策？抑或仅仅是一种当地习俗？但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合理的，也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工分制是人民公社时期集体劳动的产物。一般都采取“评工记分”的方式，即社员集体出工，收工后则以集体评议的方式决定每人每天应得多少工分。年终由生产队根据以前评议的工分账簿计算每个农户的工分账。队里将全年粮食总收成除去缴纳公粮的结余部分以及国家收购的农副产品和余粮（如果有的话）均按官价折合成人民币，就是全队一年总收入，再将这理论上的人民币，除以全队工分的总数，就得出这一年队里的平均工分值，即每十个工分值多少钱。队里的总账算出来了，每个农户的一年的收入账也就清楚了。

　　（我们刚下乡那年石岭村的每10分工年终结算后仅值0.21元。而那时供销社的猪肉价格是每斤0.73元——鸡、鸭、鹅和鸡蛋的价格也是比照猪肉价定的。这就是说，男社员干一天农活才可以换回3两猪肉或3-4个鸡蛋。相比之下，我们男知青辛辛苦苦每天干农活挣的6分工仅能买到1两多猪肉或1-2个鸡蛋——山区的鸡蛋比较小，一般每斤可以秤12-15个左右。作者注）

　　评工分时，每家都是男人参加，女人似乎没资格参加。我们知青组则是派1-2个代表参加（可是头两个月队里也没人通知我们参加，而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此事）。开会时，男人们都坐在队长家堂屋的各个角落里闷着头抽旱烟，坐在油灯旁边的队长为主说，会计负责记，有人有异议，就会讨论几声，然后又只是队长一个人说话。然后又有异议，然后再讨论。一直到没有异议为止。

　　由于在那个年代，评工分是关系到农民社员养家糊口、衣食饱暖的生存性大问题，如果队长说得不公平，或者有人觉得给自己评定的工分不公平，异议或争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好在每个异议或每次争吵很快就平息了。一般都是队长最后做出了部分让步，但总不会让步到底。因为这里微妙地维系着队长的权威。让步是一种策略，也能微妙地体现队长慈悲为怀的机会。

　　我曾代表知青组参加过几次石岭队里的评工分会议，而几乎每次评工分会议都要开到深更半夜才结束。那一屋子浓浓的烟草味搝（音秋，岳西方言，意呛——作者注）得人眼都睁不开，有时还不由得咳嗽。还有两次我也累得发困，坐在昏暗的灯影里打瞌睡。但是，那年底的那次工分总结算会议上我不仅没有打瞌睡，反而提出了异议。这个异议就是：为什么我妹妹没有工分？

　　因为直到那天我才在生产队会计的工分账簿上发现队里在长达近三个月的工分评议过程中居然没有给我妹妹记上一分工！我立即对此提出异议并问为什么？生产队长和会计给出的解释居然是他们生产队的未婚女伢子从来只记参加集体劳动次数，不记工分的，而且他们一直是这样做的。

　　我一听很生气，便质问说：我就不说党和政府一再强调的男女同工同酬了（年宪法第九十六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作者注），我妹妹到石岭来插队，如果在结婚前连工分也不给记，以后怎么养活自己？如果不能养活自己，那以后女知青谁还原意上山下乡呢？你们今天如没有一个说法，我就要到公社，甚至到县革委会去告你们。

　　我这番话讲得振振有辞，其言下之意都影响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了，那还得了？屋子里开始有了窃窃私语。队长听了心里也没有底了。他低头跟坐在油灯旁边的会计低声商量了一会，然后说：“哎，莫睇急，莫睇急，么事好商量嘛。以前这么做是针对村里的女伢子的，不是针对你们下放女知青的。我们明年就给妹伢子记工分，好不好？”

　　“以后记工分？那以前呢？”我不依不饶，再次质问说。

　　“以前也记。堂客们每天6分工，妹伢子每天出工就记4分工，如何？”会计发现确实是不妥当，便连忙补台说。

　　“以前记4分可以，但以后只记4分工就不行了。”由于这事我们几个知青事先商量过，我心中有底，于是便慷慨激昂地继续说道，“我们男知青，以前干活不熟，你们记6分工也就算了，但以后只要干的活跟其他男社员的一样，也必须每天记10分工。我妹妹是女伢子，但也是知青呀，应该与我们一样。以前记4分工就4分工，我们也不计较了，但以后我妹妹如果干的活与那些堂客们一样，也得记6分工。这事怎么着也得一视同仁。”

　　我的一番话说的义正词严，有理有据，但也有所让步。我们也想到了自己刚到农村干的一些活并不那么在行，除了挑担之类的一些纯体力活外，其他活计干得都不太好，就是挖红苕，也经常是一锄头下去，划开了好些红苕。所以，非要生产队头几个月将我们当作熟练的强劳力对待似乎也不在理。但经过几个月劳动，我们每个人干农活都熟练了许多，加上明年知青再也没有国家每个月30斤米和8元钱的粮食补贴，只能靠劳动养活自己了，所以那工分可是一点儿也少不得的呀。在这个事关生存的问题上当然不能再让步了。

　　我讲完话后，评工分会现场一共只有十多个人，没想到立刻就有好几位农民拔着旱烟，嘴里不停地说着“要得，要得”，居然都附和我的话表示同意，还有人说，“妹伢子瞧病有两哈子吆。”（有两哈子，岳西方言，表示有本事。我妹妹下乡时带有一个医药箱和一些常用药，曾给一些农民看病，治疗效果居然还不错，挺受生产队农民们的欢迎的。后续文章将说到这个问题——作者注）生产队长和会计见状，底气更不足了，于是又交头接耳了一会儿，然后也就顺坡下驴地说，“大家说照那就照吧（照，岳西方言，表示可行和赞成的意思——作者注）。”

　　年终的这次工分结算会议很重要。我们男知青的劳动终于获得了农民社员的认可。不仅如此，我妹妹作为未婚女青年也终于被认可与队里的堂客们一样干活记工分，而且明年也记同样的工分了。这显然是一个重大的收获。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那天在会上表态支持我们知青意见的那几位农民社员家里都有1-2个十多岁的未婚女伢子。我为妹妹争取权益居然也给队里十来个女伢子带去了与结过婚的堂客们平等待遇的福音。这可是我们始料未及的事儿。

　　后来我们得知，不仅我们石岭，就是我们所在大队其他生产队的女伢子们也以我们石岭村为榜样，陆续获得了与已经成家的堂客们一样的待遇——参加集体劳动就记工分，尽管记的工分可能仍然比那些堂客们要稍低一些。

　　自那以后，山村里的女伢子们挂在脸上的笑容似乎多了起来，干起活来劲头似乎比以前也大了许多。在我们这些争取到自身权益的知青看来，山里面那些原本就很漂亮的山乡女子也就更显得漂亮了。

　　年，也即中国知青运动四十周年之际，我曾发表过一篇文章予以纪念，题目是《也晒它几首知青诗》，里面披露了我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写的几首有关插队地——岳西县白帽公社石岭生产队住所及其周围景色的五言绝句。其中还有一首是前些年写的，内有这么几句诗：“人有怀旧心，老来思愈深。岳西常入梦，岁月怎能愔？白帽山头聚，桥梁庙里吟。”这里说的“桥梁庙”就是指的此文提到的这个广佛庵。

　　桥梁村东南有一座小山，叫亭子岭。一条古官道横跨这个岭，直通太湖县和安庆府。这座岭东边有一爿庙宇，名叫广佛庵。年秋我们从合肥到石岭生产队插队后，因离得不远（石岭在山上，山下隔着一条公路就是桥梁大队，现在石岭也属于桥梁村了），有一天就下山到庙里，也就是广佛庵去看看。

　　那个时候，广佛庵里一尊泥塑菩萨也没有（文革期间佛像尽数被毁），更没有香火，只有一位老和尚领着七、八位中老年尼姑住在那个大约有五、六间僧舍的庙庵里。但有意思的是，在最大的那间庵堂里，也可能就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建设的所谓大雄宝殿吧，虽然没有了菩萨，但却在厅堂之间放置有八、九具黑黝黝的用国漆漆出来的棺材。其中一个最大的放在众多棺材中间，我们觉得，可能就是那位老和尚给自己准备的吧（事后看来，这位大和尚和那些尼姑圆寂后还是坐化或火化了，都没有用上这些棺材——作者注）。这位老和尚法号释昌意，当年约五十来岁，却拄个拐杖，只有一条腿。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位老和尚的法号，更不知道他还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佛教协会某专业委员会委员，加上我们那时还带有一点儿文革初期红卫兵的睥睨一切的味道，第一次在去广佛庵，大大咧咧的，也显然少了一份对菩萨及对出家人的尊敬。

　　当时的我们对佛教知之甚少，对各种宗教信仰也都不以为然，缺乏一种必要的敬意。但在到岳西山区插队之前，我与合肥的一个最大的佛教庙宇——明教寺却还曾有过一番短暂的但却是刻骨铭心的交集。这个经历也增加了我想去广佛庵看看究竟的心思。

　　明教寺是一个位于合肥老城区、建筑在7-8米高台上的寺庙，原址是曹操伐吴时的阅兵台，也叫教弩台或曹操点将台。南北朝时期就建有佛寺。中唐时期，唐代宗诏令重建，定名“明教寺”。后久经战火，多次被毁，光绪年间再次重建。香火甚旺。后来到了文革，所谓的红卫兵运动爆发，明教寺的所有佛像均被砸毁了。

　　年夏天某日，也就是明教寺佛像被毁掉后没几天，我曾路过明教寺，亲眼目睹一些不知哪个学校的红卫兵站在高高的台阶上，手里拿着竹竿，上面挑着用绳子串起来的肉骨头，旁边挂着横幅，上面写着“谁说和尚不吃肉？见到骨头囫囵吞”字样的标语，嘴里还不停地喊着各种对佛教及其信徒侮辱性的口号。那条横幅下就站着两排明教寺的和尚和尼姑，低着头，一副沮丧的神情。那时我想：肉有多香呀，这些和尚真的不吃肉吗？如果真的不吃，那他们对佛的虔诚就太令人惊讶了。

　　后来到了年初，合肥造反派开始夺权。保守派红卫兵岌岌可危。而合肥市的红卫兵总部就设在明教寺上。1月7日那天上午，我和其他十来个15-6岁的男女中学生红卫兵被校红卫兵分部派到明教寺执勤，我被指定为保卫排排长，任务是：保卫红卫兵总部。

　　在明教寺的那天夜里，我亲历了大厦将倾、红卫兵领袖们树倒猢狲散的凌乱和狼狈的情景。有一位不知哪个大学的红卫兵头儿半夜撤出明教寺，因害怕被守在大门外面的造反队伍发现，天快亮时居然要我们用绳索拴住他的腰，将他从明教寺后面的一个角落缓缓放到下面的一条僻静的巷子里，逃走了。最后偌大一个明教寺就剩下我们这十来个十五、六岁的中学生。当时我们发誓继续保卫，绝不放弃职守。那天夜里，我们通宵未眠，从一尊菩萨和一个僧尼也没有的寺庙各处找来许多大门栓和大木头，还搬来一些我们还搬得动的石碑，将明教寺大门紧紧地顶住。

　　第二天一早，明教寺外人山人海。负责进攻的合肥市搬运工人造反队伍看大门坚如堡垒，无法撞开，于是便避开了大门，居然自下而上地用大木桩将寺院大门一侧的墙壁撞塌了一个大洞，然后随着一声山呼海啸，潮水一般的人流涌进了明教寺。

　　那些强壮如牛、五大三粗的工人们发现我们这些中学生后，就像拎小鸡一样将我们这十多个手挽手站在大门边、嘴里不停地喊着“誓死保卫XXX”口号的男女伢子一个又一个从门洞的人流上方扔了出去。门洞下面的台阶上全是密密麻麻往上涌的人，我们就从人潮的头顶和肩膀上连滚带爬地滑到了大街上，好在都没有受伤……红卫兵总部被强力攻占也就是文革初期发生在合肥的著名的1.8事件一部分。

　　说了半天，我也就想借此告诉读者，其实去广佛庵之前，我与佛教的缘分也就是这么可怜的一点与明教寺有关的交集，其他并无所知。那次去广佛庵，我是和几位插队知青一起去的。估计其他人的佛教知识也和我差不多吧。一路上我们似乎都在大声说话，哪里有几分礼佛敬僧的思想和准备？

　　一进山门，我们发现整个庵堂院落冷冷清清的，没有菩萨，也没有香火，只见1-2位身着青灰色短装海青服的中年尼姑在打扫庵堂，进庵前在庙庵外的山地上也看到有几位穿着素装的尼姑在忙碌，好像在种植或收获什么农作物。我们由远及近的喧哗和呱噪声可能被庵里什么人听见了，这时一位须发花白、慈眉善目、拄着拐杖的老和尚（其实当年也就五十来岁）从庙堂走到门口迎接我们，单手竖在胸前打个问讯，说道，“施主何来？”

　　我们中有人立即就高声回答说，“我们是附近生产队的知青，到这里来看看。”我和其他几人见状则礼貌地合掌说道，“方丈，我们都是石岭和年畈生产队的知青，今天路过这里，想来歇息一会，也来见识见识。”

　　“幸会幸会。”那位老和尚对旁边干活的尼姑打了几声招呼，便将我们迎进庵堂，然后一瘸一拐地领着我们进入庵堂左侧的一间僧房。

　　与庵堂一样，那间僧房的门框和梁柱上面的油漆都已经剥落很多，里面露出的木头也显露出一种陈旧感。老和尚招呼着我们坐在靠墙放着的两把椅子和几只木凳子上，自己则登上一个踏板，将拐杖靠在一个较高的木桶状的带靠背的椅子边，坐了上去，然后与我们互相询问并攀谈起来。老和尚得知我们大致情况后说道：他听说了有不少合肥知青到岳西白帽山里来插队，还说，看我们小小年纪就离开合肥城里和家人到这个穷乡僻壤来独立生活，凭自己劳动养活自己，很不简单，他很敬佩。云云。

　　老和尚的这番话说到了我们的痛点。“凭自己劳动养活自己”这句话恰恰是那些天我们一直在思考和讨论的问题。我们这个知青组的人都是来自老干部家庭，父母亲多在省直机关任职且多是所谓高干。正是这场还没见终了的文革让我们卷入了一个疯狂的年代，红卫兵破四旧，立四新，抄家烧书，贴大字报，批斗老师，批判资反路线，然后又是组建造反组织，形成对立的两派，再往后又是武斗，动刀动枪（我们组几个人于年夏的合肥武斗爆发前都先后退出了造反组织，没有参加武斗——作者注）。后来回校复课闹革命。

　　再后来，也就是到了年秋，又响应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到了山乡，经过一两个月的艰苦劳动，人累得要命，工分却没有挣多少（年插队后到年底每人每天出工也仅挣6分工。这在前两篇杂记中均有介绍——作者注），我们那些天正在今后如何能凭自己劳动养活自己的这一重大问题上十分纠结、苦闷和彷徨。

　　这天，这位老和尚开门见山的这番贴心话语顿时让我们对其产生了一种好感，也消除了不少距离感。我见老和尚说话亲切，面容和善，便对旁边一位知青低声说“那样不好，今天我们不要干那事了。”所谓“那事”是指我们在路上曾经商量过的一个恶作剧，就是偷老和尚的东西吃。

　　原来我们曾听说，这个老和尚僧房中坐的那个木桶状椅子下面置有木格，里面装有花生、瓜子、板栗和糖块等干果甜品。我们计划中的恶作剧就是由我们中间的一个知青（具体说就是我——作者注）借着与老和尚谈话，将其引出僧房，然后一人潜留僧房，去打开那个木桶椅子上面的盖子，偷些东西吃。但看到老和尚对我们那么诚恳和善，说的话又是那么地贴心，我们几个人似乎也都良心发现，也就相约主动放弃了这个不那么高尚的少年恶作剧。老和尚对此却始终一无所知。

　　说话间，一位中年尼姑端了一个托盘，里面放了四五个小茶碗，走进僧房，将这些茶碗一一端到我们座位旁边的茶台上。我还认真看了一下茶碗里的茶叶，发现是舒城小兰花（一种安徽产的中档的但质量较高的茶叶——作者注），心里对老和尚又产生了一种好感。这是为何？这是因为我们来之前曾听山民说，广佛庵的老和尚招待来客，喜欢看人下菜碟。

　　我们听说，这位住持和尚在庙庵里准备了好几种茶叶和香烟。一般山民到庙里歇脚，仅有开水喝，无烟招待。生产队长去，就能喝上一杯炒青茶，抽上春秋牌香烟。如系大队长或大队会计去，会泡有小兰花之类的中档茶叶喝，给抽的香烟则是东海牌香烟，而且，老和尚他们还会拿出传说中放在木桶椅子里的干果甜食款待。而公社或以上级别的人去则更有类似毛峰的嫩芽级高档茶叶喝，提供的香烟则是更好的精装大前门。（春秋香烟、东海香烟和大前门香烟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的香烟品种，价格大约分别是0.12元、0.18元和0.25元/包——作者注）

　　对此传闻，我们将信将疑，也不知真假。所以在去广佛庵的路上，我们便想亲身验证一下这个传闻是否确实。那个偷东西吃的恶作剧就是这种心理下的产物。当时我们心想，我们是知青，无权无势，当下又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主，到了广佛庵，还会得到好茶好烟招待吗？很值得怀疑。所以，既然得不到款待，那还不如我们偷，也就此给那个喜欢等级看人的老和尚一个薄惩，如何？（这种文革少年的思维方式真值得反思一下——作者注）同时，我们也想了解，在这位老和尚眼里，我们插队知青又会属于那一个等级和档次呢？

　　正在此时，那位端茶的尼姑又从僧房另一面墙边的一个柜子里拿出了一个大的木盘子，里面放置有一些瓜子花生等干果，放到我们的面前。看到这里，我心里开始庆幸我们之前决定及时终止那个恶作剧是正确的了。因为这个事实表明，那个传闻肯定是错的，而那个木桶式座椅里面可能也并非如传闻中所说的那样放有什么干果甜食。此时我们大家互看了一眼，可能也都明白了：既然木桶传闻不是真的，那么前面所说的那个说老和尚喜欢看人下碟子端茶上烟的传闻看来也是不准确的了。

　　人若敬我，我必敬人。这个道理我们还懂。此时，我们几个人都开始在言行举止上对老和尚以及招待我们的尼姑变得恭敬起来，而原有的那种溢于言表的轻佻的少年戾气也都被收敛了起来。那天，我们在僧房里与老和尚聊了一会儿，喝了一碗茶，又剥吃了一些瓜子和花生，就很有礼貌地告辞了。

　　其实，我们当年对佛教的平等观一无所知。比如佛陀曾说，“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就是说，人不分男女老少，贫富贵贱，于佛而言，均为慈悲对象，并无差别。而“众生平等”也就是一切众生皆可成佛，与佛同等。从我们初次见面看，释昌意大师显然是一位宽厚仁德的大德高僧。而我们却仅凭道听途说就想去验证与其有关的某种说法的真伪，实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现在想想，当年的自己是多么的年少无知，自以为是啊！

　　第二年春天，我们又去了一趟广佛庵。这第二次去，我们也带上些自己种的蔬菜：一口袋黄瓜、西红柿和四季豆等，送给昌意大师和那几位尼师品尝。他们也仍然很高兴地接待我们。由于熟悉了，我们对释昌意大师多了一分敬意，而老和尚看到我们则更是笑容满面，也许他也听说了我们这些知青在石岭村搞的所谓厕所革命以及为女伢子知青争取与堂客们同工同酬的故事吧？总之，一回生，二回熟，我也感到了老和尚对我们与上次不同的热情。

　　这次，我们也向释昌意大师请教了一些现在看来是很幼稚的佛教问题，如，佛教徒为何不吃肉？菩萨没有了，你们又如何念经拜佛呢？对这些问题，昌意大和尚回答得有点谨慎，但也告诉我们，佛教讲求众生平等，动物也是生命，怎能杀生以动物之肉，养人生命？所以佛教五戒，第一戒就是不杀生。但涉及菩萨被毁等问题，大和尚叹了口气，说了句“佛在心中”后，便闭目安坐，不愿多说了。

　　那天，除了给我们各泡了一杯小兰花茶外，老和尚还从旁边的柜子里拿出一包东海香烟，递给我们一人一支。对此，我们甚感满足，走后在路上还私下里互相戏谑道：“今天我们都是大队长待遇也。”

　　读者也许会奇怪，我如此浓墨重彩写的这位老和尚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还有，广佛庵在那个没有香火和化缘的时代又是怎样生存的呢？这些问题还是让我一一道来吧。其实，我们也是后来通过石岭村邻居家的亲戚，也即《一座回乡知青的坟》一文中的主人翁、那位县中高材生的介绍以及现在查找资料才知道，广佛庵的这位独腿老和尚也不是凡人，而是一位与李叔同弘一法师类似的充满了传奇色彩的出家人。

　　据说，这位法号释昌意的老和尚原籍安徽寿州人，家境富裕，少时饱读诗书，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他曾远渡重洋赴日留学，后回国，曾在南京某学校任教。那个年代，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释昌意（迄今未能了解到这位大和尚的俗名，很是遗憾——作者注）居然在一次兵变战乱中为了保护学生，左腿被炮弹炸断截肢。伤口愈合后，释昌意心灰意冷。后不知为何，也许是受到了前不久发生的李叔同先生剃度出家成为弘一法师的影响吧，他心下开始顿悟，于是便剃发出家。先是在南京某寺庙静修，后于民国18年（年）来到岳西深山，先在位于安徽省岳西县城西北75公里的凉亭乡的崇福庵任住持。这个崇福庵最早建于清康熙三十一年（年），有庵堂8间，僧尼十余人，环境幽静，确是一个修行的好地方。因与佛法有缘，加上口才甚佳，讲经弘法有道，释昌意大师很快便在岳西佛教界崭露头角，没几年便升任岳西县佛教协会会长。

　　年，身为崇福庵住持的释昌意大师曾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中国佛教协会某专门委员会委员，在皖西以至于安徽省佛教界均名声赫赫。到了年，由于位于司空山的二祖禅刹佛殿因年久失修，部分倾覆，二祖禅刹的僧尼三人不得已下山迁徙到位于白帽乡的广佛庵。此时，释昌意大师又身负重任，来到这个广佛庵当住持。自此以后，广佛庵便成为岳西县境内香火最旺的一个寺庙庵堂。

　　亭子岭下的广佛庵最初建于光绪二十八年（年），当时有一位法号雪山祖师的比丘尼（戒号觉道）来到此地，见环境幽静，是一个修行念佛的好地方，于是便化缘建了6间佛殿和僧房，又置了十多亩田产，收了僧尼徒弟，从此暮鼓晨钟，香客不断。年后，在释昌意大师住持下，广佛庵成为了岳西县佛事活动主要场所。那段时间，广佛庵的香火在岳西及其附近几个县，包括湖北英山县，都是最旺的。可惜到了年，文革爆发，广佛庵的佛像金身全部被破坏殆尽。我们年冬那次去看到的就是空荡荡、冷清清的庵堂，一尊菩萨像也没有了。

　　没有了菩萨和香火，就没有了化缘、布施和捐助，也就断了僧尼众人的生计。那个年头，合肥市的寺庙的泥塑金身全被砸掉后，断了香火，几乎所有寺庙也都关门大吉（明教寺后来就被改成了市属某单位办公地点——作者注），僧尼信众也全都被遣散掉了。位于深山之中的广佛庵也遭遇了几乎同样的命运，那么，这几位和尚和尼姑又将如何生存呢？如前所说，当年广佛庵名下还有十几亩水田，应该说，也就是这十多亩水田让广佛庵僧尼们顽强地生存了下去。

　　但是，有了水田谁来种呢？庵堂里的尼姑是女性，按照当地风俗是不下田的，而唯一的男性和尚，即释昌意大和尚又是一条独腿，根本是下不了田的。这又怎么办呢？好在广佛庵所在亭子岭的另一边还有年畈生产队及其淳朴的农民。

　　有意思的是，年搞人民公社时，不知是出于当时的宗教政策保护，还是当地保留下来的淳朴的民风，广佛庵的这十多亩水田虽然名义上入社被充了公，但私底下运作方式可能还是出租或代耕。大饥荒后的年，安徽率先搞土地分田到户改革。此时这十多亩水田可能又划回给广佛庵了。文革期间砸了菩萨，当地也没有破坏这个规矩，很是难得。不过在历史上，寺庙庵堂所有的田土也算是公田，其地位与宗社和政府所有的田土相似。不管在何朝何代，这些公田都是受到朝廷法律和乡规民约保护的。广佛庵及其僧尼一众人等也就凭借这保留下来的十多亩水田和山前山后的一些适宜种植蔬菜和药材的旱地，居然顽强地生存下来了。这是值得欣慰的。

　　桥梁村年畈生产队的山民们也够意思。他们每年都兢兢业业、无怨无悔地像打理自己的水田一样打理广佛庵所有的这十几亩水田。但到收获之日，每亩水田他们又按约仅留下一担谷子作为年租，即劳动报酬，其余则全部用箩筐一担一担地挑到广佛庵，当面过秤，装入粮囤，供老和尚和七八位尼姑作为他们的口粮。这真是难得的好风尚。

　　除此以外，广佛庵的和尚尼姑还可以靠种植和销售茯苓、天麻及茶叶获得一些现金收入。我们每次去广佛庵都看到有些尼姑或在山坡上种菜，或在庙庵后培植、起获或在庵堂前切晒天麻、茯苓等中药材。昌意大和尚因腿脚不好，就坐在庵堂前，手里拿着一个喇叭，指点着尼姑们作业劳动。一只大公鸡就在其周围溜达。

　　广佛庵当时养的这只公鸡可谓巨大。说实话，我们当时也包括现在，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大的公鸡：站起来个头足有一米多高，红色的鸡冠大如成人手掌，尤其是其两只脚爪上长的鸡拒，即腿干下朝后长的骨刺，足有一拃长，粗细如成人手指。那大公鸡叫声也属巨大，几能声振屋瓦。这厮整天就跟在大和尚身边，趾高气昂地，乍看了还有点吓人。一只鸡能长这么大，实属罕见。

　　种植天麻和茯苓是岳西白帽农民的一项主要副业，也是他们获得一些现金的主要来源。广佛庵的和尚尼姑们也不能免俗。估计，老和尚招待客人，包括招待我们所用的那些茶叶、香烟和干果等食品也都是他们辛苦劳动的成果换来的。可我们当年居然还生出了偷吃人家东西的念头。现在想一想，真不好意思啊！

　　年秋，也就是距我们到岳西山里插队44年后，我和一位当年就在年畈生产队插队的知青朋友刘海彬先生一起回到了岳西。现在的年畈和石岭，一个在山下，一个在山上，都属于了桥梁村（当年的新建大队和桥梁大队合并后统称桥梁村——作者注）。那次，我们又一起爬山翻过亭子岭去看了新建后的广佛庵并且拜谒了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去世的释昌意大师的灵塔。

　　因原大殿建于建国初期，文革期间又遭到破坏，大殿的柱、梁、椽等大多虫蛀腐烂，岌岌可危，亭子岭下的广佛庵于年开始了重建。安徽省佛教协会会长、当时年近九十的妙安老和尚也亲自来到广佛庵为大雄宝殿奠基法会主法。我们去的时候，原有的庙庵殿堂僧舍等均已拆除，一座漂亮的大雄宝殿及其附属建筑物矗立在原址上。殿堂里菩萨金身，光彩再现。现在是岳西县唯一的省级重点寺庙。住持释宏君师太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与我们谈经论偈，交谈甚多。出于当年的那份怀旧感情和对释昌意大师及那几位尼师的敬意，同去的刘海彬先生还给新建的广佛庵捐助了一笔千元善款。

　　释昌意大师的灵塔位于大雄宝殿的东南侧的一个山坡上。我和刘先生来到灵塔前，看到大和尚圆寂坐化的瓮棺和牌位位于中间，两边靠墙则放有40多年前文革期间与大和尚一起坚守广佛庵的那七、八位尼师的灵牌。一片静谧肃穆。

　　听着耳边吹拂的秋风，也已经进入耳顺年龄的我们站在那里，将手里的几支在路上摘下的青绿的马尾松枝条放在那些灵牌前，各自恭敬地向这些灵牌和瓮棺作了三鞠躬。这次拜谒，对我们来说，既是表达一种虔诚的敬意，也是一种隔空四十多年的怀旧。

　　旧的广佛庵不存在了，但我相信，我们对知青岁月的怀旧就像新的广佛庵一样会是永存的。

　　年，也就是知青运动四十周年纪念那年秋，我和一位当年的插队老友首次返回了当年在安徽岳西县的插队地——白帽乡看了看。那次是开车去的。同行的还有一位澳大利亚著名的风景油画家皮尔斯。贝特曼（PiersBateman）和他的一个儿子小贝。当时还有一位安庆市委副书记陪同。

　　车队离开县城，顺着盘山公路往山上开到一个能清晰看到明堂山雄壮英姿的地段时停了下来以便赏景。人们都下车了，三两个站在那里指点江山。这时，站在靠山崖那边一丛花树边的小贝突然喊我过去，指着花丛说，“Hi，look!what’sit?（嗨，看！这是什么？）”我粗看是一只大小如马蜂的昆虫在树丛中飞，忽而停住，忽而换个地方，但仔细一看，居然是一只蜂鸟！

　　“Hummingbird！”我也惊讶地叫了起来。大别山怎么会有蜂鸟？但那时我也无暇他想，似乎本能似地伸出右手，像以前抓苍蝇一样，迅速搂去，居然就将这只飞着的蜂鸟抓到了手掌里。小贝睁大眼睛吃惊地望着我。那意思好像是说：抓到了？你太厉害了！

　　这时皮尔斯先生也走了过来，我将空握起的且能感觉到蜂鸟在里面挣扎的右手张开一条缝给他看，那长着墨绿色羽毛的小鸟正在我的手掌中不停地挣扎，试图扇动翅膀。他看了立刻惊讶地说，“Youdidcatchthehummingbird？ChineseGongfu?”（意思是：你抓住了蜂鸟？中国功夫？）而我则淡淡地笑着说，“That’snothing.Whatnow？（意思是，这不算什么。现在怎么办？）”

　　“Letitgo（放了它），”他们爷俩异口同声地大声说道，“please.”虽然说了“请”，但那口气似乎也不容商量。

　　“Ok.”我说着便张开空握着的手掌，将这只蜂鸟在我们眼前放飞走了。但就在这一瞬间，我后悔放飞前没有给这只蜂鸟拍张照片。这个悔意一直保留至今。

　　这时那位安庆地委副书记走过来问是何事？我将抓住蜂鸟并放飞的经过说了一下，然后说，“X书记，没想到岳西的生态环境保护搞得这么好，连美洲的蜂鸟都有了。”

　　那位书记听了一头雾水：蜂鸟？没听说岳西有蜂鸟呀。皮尔斯先生和他儿子都肯定地告诉他，说史先生刚才还抓到了一只，但是放走了。书记听了还是将信将疑。

　　后来我们的车队到了白帽，与乡里一些领导及乡亲们座谈聊天后，就又开车去了离白帽镇七里路外、我当年插队的石岭村。将车停在公路上后，我们一行又开始爬山。在爬到石岭半山时，还是那位细心的小贝，又看到了路边的小树丛上飞着一只蜂鸟，连忙叫我过去。这时那位书记就在旁边，也走了过去看。这次他也看到了那只小如昆虫的蜂鸟，很惊讶：这么小啊！就像马蜂。这次我没有出手。我们一起看着那只小小的蜂鸟在树丛上飞了一会，然后一晃就飞走不见了。

　　但有意思的是，岳西有蜂鸟这事迄今快十年了。仅我们就看到了两次，我还抓过一次，但在当地，即安庆和岳西的各种媒体上对当地有没有蜂鸟却始终没有过任何报道。真是有点奇怪。“岳西有蜂鸟资源”这么大的一件事，竟然没有任何部门或其他个人发现并对此进行跟踪调查？我真希望岳西有关部门能对县里的蜂鸟资源情况进行调查。说不定还是一个新的物种哩。

　　此文开头说了这么一大段有关岳西有蜂鸟的故事就是想告诉读者，岳西今天的自然环境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们在这里插队的时候相比，完全不是一回事，确实有了非常长足的进步。

　　记得年秋我们到白帽公社插队时，沿着公路看到的山，哪里还有什么原始森林？就是稍微稠密一点的小松树林也不多见。山峦起伏，也都只是稀疏地生长着一些马尾松，然后就是茅草，连矮小的灌木丛也很少。就是我们插队所在的那个算得上全公社最高的石岭村，高高的山上，大多也只是生长着一些半大不大的马尾松树林。我们站在田坝边所能看到的山坡上都是这么一种稀疏而单一的植被，连次生林都很少。

　　那时我们只有从住处继续往石岭山顶上爬，才能在某些特别高耸和陡峭，也就是人一般不易攀登地方看到一些与低矮的灌木次生林共生的比较高大的大树。

　　白帽公社距离县城有里，又与湖北英山交界，这么偏远的地方植被也是这么稀疏，与我们插队前对大别山区森林密布的印象截然不同。真让人失望！但是，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我们曾经问过村民为什么山上的大树老树这么少？植被这么稀疏？得到的回答大多是：五八年大跃进嘛，炼铁都伐了吆。当我们再问下去，村民们就会说，我们石岭山上以前都是大枞树（岳西方言，松树读枞树），还有好多好多高大的杈子（指银杏、香果、青檀、香樟、蜡树、枫树和栎树等落叶树和大灌木）、毛栗子（野生板栗）和毛楂（野生山楂）吆，都伐了，倒烂柴的（意砍倒了），拿去炼铁了，现在什么也没了。

　　后来我曾查找了有关资料才发现，年，原本漫山遍野遍布原始森林的岳西县山区真的遭受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劫难——十万多人进山砍树大炼钢铁，山上几乎所有的大树都被这些炼铁大军砍光了，换来了一堆又一堆垃圾一样的渣铁疙瘩。

　　根据史料记载，自年8月17日，中央通过决议并公开宣布那年钢产量计划为万吨、比年翻一番并号召全党全民为此奋斗后，全国各地掀起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炼钢先得有铁，炼铁就需要烧炭，而烧炭就需要砍树，砍大树。

　　当年到处都生长着茂密的原始森林的岳西县显然是砍大树、大炼铁的好地方。在大跃进实行人民公社化后，岳西立即掀起了一场全民性的砍树运动。据岳西地方志介绍，那年居然有18万人（可能包括部分岳西当地人）从附近平原地区来到了当时只有20万人的岳西县山里面去砍大树，就地炼铁。在这种狂热的全民运动下，岳西山里无数生长了百年甚至千年的参天大树纷纷倾倒于斧钺之下，焚烧在铁疙瘩炉前。岳西的自然生态在短时间内遭到了几乎是毁灭性的破坏。

　　大炼钢铁砍树以后，山上的树被砍光了，植被也就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赖此生存的野生动物资源也开始萎缩，原来岳西山里面所有的一些野兽也逐步绝了迹，有的甚至绝了种。比如，豹子。

　　据石岭村民说，上世纪五十年代时，山上树林子里就有豹子，他们经常见到。但那时的豹子从来不袭击人，还躲着人，因为山上有东西吃，如野猪、野山羊和獐子什么的很多。那场砍树运动后，豹子这种大型食肉类野兽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家园，就开始与人过不去了。

　　听石岭村民说，在大饥荒之后，就经常有豹子进村，不是咬死一头猪，就是咬死一头牛，有时候还袭击人，抓伤了好几位村民。于是村民们便开始了与豹子的战斗。他们在豹子可能出没的地方放置了许多大小如鸭蛋那么大的土炸弹（一种外面涂上一层猪油、里面包裹着黑色炸药的炸弹。只要施加外力，如咬合或揉捏，就会爆炸——作者注），并以此先后炸伤了多只豹子。豹子也就逐步地失去了踪影。

　　这样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们去插队时，石岭村就剩下了豹子的传说。以后再也没有村民见过豹子了。不过那时，豹子没有了，豺狗还有。据村民说，他们那里有豺狗，但以前与豹子一样，豺狗从来不进村子，与人和平相处。但随着山区自然环境的破坏，豺狗也开始进村骚扰村民了。

　　豺狗是一种结群捕猎的野兽，个头比狼小，但力气较大，牙齿锋利，经常围猎一些体型较大的动物，如野猪、野山羊、豪猪和獐子等，背上还有一层灰黑间白色的毛，印象中，石岭村民称之为斑狗。据说，我们插队前不久豺狗群还曾袭击咬死了石岭村在山上散养的一头黄牛，是先撕咬开牛的屁股掏肠子吃，然后再吃肉的，估计那时牛还没死。等到村民们发现时，那头牛已被撕吃了一半。

　　到石岭插队那年冬，我们也亲眼目睹了一群豺狗对石岭村的洗劫。而这个故事又与我们当年知青组从合肥带到石岭的一条狼狗有关联。因还有点意思，那就容我细说一下吧。

　　那次我们和一些村民在石岭村的一个比较高的山坡上挖红苕（山芋），忽然听到山下村子里有女人嘶喊，叫声很是凄厉。于是，人们都挺直了腰朝坡下看，只见一群豺狗，总有十来只吧，在对面山坡上沿着一条小路往上跑。其中一只大豺狗仰着头，嘴里叼着一头小猪仔，也夹杂其中跑着。这时，让人奇怪的是村里原来四处可见的土狗都不叫了，而且一条也看不到，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不过，我们——山坡上挖红苕的人们很快就看见我们知青组所养的那条德国黑背狼狗（我们称之为Dog——道格）从坡下跑进了视野：道格居然在追豺狗。

　　我们知青组养的这条勇猛的德国黑背道格也是偶然的来的。下乡那天，在学校大门口，很多同学前来送行，旗帜招展，锣鼓喧天的。我将背包扔到一辆大篷车上后，突然发现人群中有一位熟悉的比我高一届的老同学牵着这条小狼狗。见这条狗十分可爱，我也不知为何就贸贸然地说了这么一句话：X兄，能否将这条狗送给我？

　　原本不抱任何希望的随口一说，心想谁会愿意将这么一条狗轻易送人呢？哪里知道那位同学听了一愣后，似乎想了一会儿，居然也就同意了，而且很慎重地将狗绳递给我，说道，好吧，你要就送给你。但你在山里得好好待它。

　　一听之下，喜出望外的我，便连声点头，不停地说着“一定、一定！谢谢、谢谢！”之类的保证话。在与那位老兄紧紧握手并互相拍拍肩膀之后，我就抱着这条小狼狗上了汽车。汽车开走时，那位老同学还追在汽车后面喊着说：这是纯种德国牧羊犬，是从合肥市警犬基地得来的。你们要好好待它——

　　到了岳西石岭后，我们也是尽量给这条狗吃好的，为此曾多次到白帽区和公社供销社卖肉的地方去收集或以低价购买一些零碎的羊骨头或牛骨头（那年头不知为何岳西山区里的牛羊肉很便宜，仅卖0.15-0.20元/斤，是猪肉价的五分之一）回来煮熟后给道格啃，骨头汤就给它拌饭吃。结果这小狗长得也很快，而且全身肉滚滚、毛皮油光发亮的。到那群豺狗出现时，道格已长到约2尺长、一尺多高了。不怒而威。平时就跟着我们跑东跑西，我们上山劳动时，就叫它看家。它很听话，就在家门口转，不骚扰村民，也不骚扰村民的鸡鸭鹅和猪羊，很忠于职守。只是村民家的土狗看到它老是躲着吠叫。也不知是嫌弃它还是怕它？

　　那群豺狗体型较大，似乎都比道格大。其中那只衔着小猪仔的豺狗个头更大。当它发现只有道格这么一条半大的狗只在追逐它们时，干脆在山路的一个拐弯处将猪仔放下，然后站在路口呲牙咧嘴、虎视眈眈地等着还在坡下伸着舌头往上跑的道格决斗。

　　此时，有农民则开始往山下跑，想看看自己家的畜禽有没有给这群豺狗伤害掉。我们也有点紧张了。因为此时的道格才一岁不到，还是一条半大小子，好在其胆子大，勇猛敢斗。当然，如果真的打起来显然不是那只大斑狗的对手。但怎么阻止它不要去冒险呢？这时我急中生智，捡起一块拳头大的扁形石头，大喝一声，然后将手中石块用力掷向对山。

　　我年轻时臂力很大（后来招工进厂与合肥市机械系统很多工厂的冠军们扳手腕未遇敌手，大学时也是多项投掷项目的冠军——作者注），石块也飞出很远，但最后也只落在两个山坡之间溪水中的大石上，啪地一声崩成碎片。但不知为何那条狼狗似乎听懂了我的呼唤，当其跑到离大豺狗十多米处的山路上机警地停了下来，回头抬眼望着对山我们这边挖红苕的人们，似乎在等我的下一步的命令：上还是不上？而那只大豺狗见状则好像受了惊，丢下已经死掉的猪仔，转身就跑，一会儿就隐身到路边的丛林中去不见了。

　　下山后我们才知道，那次豺狗群对石岭村的洗劫将小山村中段的好几家农户的家禽、猪羊和柴狗，除了躲起来的，几乎都咬死或吃掉了。那真是遍地畜禽尸体，鲜血淋漓，一片狼藉呀。

　　我们养的这条狼狗——道格上演的这出“单犬搏命追群豺、夺回一头死猪仔”的勇敢一幕被几乎所有石岭村民都看到了。他们都很惊讶：还有这么勇猛的狗？以后他们也都很喜欢和敬佩道格了。见到它，有时还竖起大拇指称赞。而石岭村的土狗们自那以后见到道格却再也不叫了，只是夹着尾巴，低着头，一副表示臣服的架势。

　　不过，由于劳动强度大，十多岁年龄的我们又都处在生长发育时期，每月30斤的口粮严重不够吃，工分也挣得不多，哪里还养得起一条狗，而且还是喜欢吃肉的狼狗？后来第二年回合肥过年时，我便不得不将这条我们都很喜欢的狼狗——道格带回合肥又送人了。将这条狗送人的过程很让人伤感，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动容……这里还是省略了吧。不过自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养狗了。

　　这次惨烈的袭击让村民又开始了另一场与豺狗的战争。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村民们除了继续在山上偏僻处放置一些土炸弹外，又在山上树林较密处的一些他们观察可能是豺狗常走的小道上私底下安装了一些牵绊击发式鸟铳，居然也打死了一些豺狗。再以后，豺狗也终于消失了。

　　（这种打猎方式是在路上隐蔽处挂上一根细绳，离地一尺高，另一头拴在附近一个树棍上挂着的鸟铳扳机上，有动物绊上细绳，鸟铳便会自动转过来，枪口对准那个触碰细绳的物体击发。鸟铳威力很大，装的是铁砂散弹，一枪搞得好就能打死一队豺狗。但与土炸弹一样，对人畜都很危险，当时政府均明令禁止。我们刚下乡时也曾在石岭山上遭遇过这种牵绊时鸟铳，只是因为幸运而免遭了一场灾祸——作者注），

　　比豹子和豺狗先消失的还有一大批野生动物，如野山羊、獐子、豪猪等。野猪也是最近一些年，由于近半个世纪的封山育林，岳西生态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之后才重新出现的。而我在石岭的那两年是从来没有看到过野猪的。

　　山林里各种野生动物资源的大幅度减少必然意味着山区自然环境的进一步恶化。而自然植被的被破坏的恶果还不仅是这些，频发的自然灾害也必然会惩罚破坏植被的人类。年夏季在岳西下的一场特大暴雨，终于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山洪暴发。

　　我还清楚地记得，在下了三天大暴雨后，位于镇上的白帽区和公社的院落都进了水，垮塌了很多间房屋，而更多的位于平畈地区的村落几乎都被咆哮的流经白帽的店前河支流爆发的洪水所冲垮。那几天，泛滥咆哮的那条河上没完没了地顺水漂着各种箱柜床褥和圆木板条（被毁房子的房梁和檩条）。很多农民一夜间无家可归。白帽到岳西县城的公路也被冲断了上百处。交通彻底中断了。

　　岳西县政府是这样记录发生于年夏的那场特大暴雨及其造成的灾害的：“年7月，连降大雨.1毫米，13日晚到14日9点30分降雨毫米，县城被淹，房屋倒塌间，十字街口水深2米，水位高达.57米。16日复降大雨，两次山洪暴发，遍地泥石流（俗称起蛟），交通、邮电中断，岳舒、岳潜公路路面冲坏70％，全县受灾田地亩，死亡人。”

　　其实像这样暴雨成灾似的自然灾难自年大砍树、大炼铁之后，几乎每年都在发生着。其中，年7月也是连续三天大暴雨，山洪暴发，冲坏田地亩、塘口、堰条、坝处、桥座、公路段、房屋间，冲走木材立方，死6人，伤17人。

　　那场暴雨后，公路断了，长途车也没了。给我们合肥知青的新考验也来了。这次不是别的，而是回家，即我们将如何回合肥探亲呢？在此后的两三年内，我们知青只要回合肥，或者从合肥回到岳西插队地，我们都要步行。这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步行，而是要走崎岖的山路，很多时候是爬很多很高的山。白帽距岳西县城里，从县城再走出山区，不管是往东南方向还是东北方向，走到一个有长途汽车的地方至少还要走里。

　　比如，年12月中下旬之交，因收到了家里拍来的母亲病危的电报，我立即就赶回合肥。那次远足，我就是从石岭开始翻山越岭，里路走了一天半，路上在一个修路工地睡了一觉，到了岳西县城，发现仍然不通车。我又只好独自一人再次迈出双脚，继续走了多里，出了山区，走到了一个叫源潭铺的地方，才终于搭上了去合肥的长途汽车。我那次独自步行大约走了多里路，为时三天多。而这在我们知青中还算少的。

　　据说还有不少合肥知青那年春节回家是先走到岳西县城，然后再从岳西县城往东北方向的晓天和霍山方向走山路。走那条路至少得走多里才能坐上汽车。年过完年，很多知青从合肥回岳西插队地则更是一次考验，因为那时候山区下了一场鹅毛大雪。几百里的山路上积雪过膝，两眼望去，附近山上一片白雪皑皑。有不少人回到插队地后因雪光反射，脸上起泡，然后就退了一层皮，还有的甚至眼睛也暂时看不见了，没有墨镜，雪盲。

　　平心而论，像我们知青，其实还包括供销社以及很多山民遭遇的这些灾难及不便，都属于山区自然植被破坏后造成自然界惩罚人类灾难的一种次生的灾难或灾害。说白了，这也是一种报应，一种大自然对人类愚蠢行为的一种惩戒。当然，万事都有它的反面，也就是因祸得福的一面。

　　我还记得，那年暴雨过后（比较幸运的是石岭村因位于山上，受灾较轻），白帽供销社因公路中断，无法运输，天气又热，保存困难，于是便开始贱卖他们收购的很多农副产品。我们知青当时最感兴趣的是鸡蛋。原来每斤卖0.73元的鸡蛋那时只卖到0.20元/斤。还没有什么人买。这是因为那年头的山民们都很穷，这么便宜的鸡蛋也没有多少人买。结果也就便宜我们知青了。

　　我们知青那年还有国家每月8元钱的粮食补贴，加上每人可能都还从家里带了一些生活费在身上，手里有点活钱，听到消息不少人就去公社供销社买便宜鸡蛋。我们组知青一买就买了四十斤，满满两个里面垫了些稻草的扁型的木框箱子鸡蛋，才花了八元钱。鸡蛋被喜气洋洋地抬回了山上后，我们组的几个知青便立即开吃鸡蛋，各种烧法都尝试了，什么炒鸡蛋，煮鸡蛋，蒸鸡蛋……第一天就吃了至少十斤鸡蛋，吃到最后打嗝都有鸡屎味儿才不吃了。

　　后来我们也送了一些鸡蛋给左邻右舍及村子里平时帮衬过自己的村民。剩下的就用一个小口坛子腌渍了起来，准备以后细水长流，腌好了吃咸鸡蛋。但由于那时经常吃不饱饭，饥肠辘辘，嘴巴馋，结果第二天就又想吃鸡蛋了。那次，我们都没有忍住，讨论了一番后便打开了昨天刚用木塞子塞住坛口然后用湿泥巴糊住的坛子，从里面掏鸡蛋吃。说实话，也不怕读者笑话，我们腌渍的那近二十斤鸡蛋最后吃到嘴的腌好的鸡蛋只有一个，还是平时捞鸡蛋吃的漏网之鱼。

　　那场大暴雨后，县里和公社都看到了自然灾害问题的所在，也都知道了这些几乎年年频发的洪水灾害都是十年前大跃进、大砍树、大炼铁的后遗症，于是在那场暴雨和洪水之后便开始反思，采取行动保护自然环境，当年措施主要是封山育林，一直坚持到现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据相关资料，岳西县封山育林面积达.8万亩，占全县有林地的近一半，森林活立木总蓄积量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74.5%，林木绿化率为75.5%。已成为国家级生态示范区。看来，文头我写的那个九年前在路上以及在石岭半山上两次发现蜂鸟的故事并非是空穴来风吧。

　　也就是我们下乡那年，从公社到大队和生产队都规定了山民不准砍树，烧柴火也只能砍些枯树或者灌木条，砍些马尾松树干两米高以下的枝桠也是可以的。这个规定当然也适合插队知青。这就是说，我们也得遵守。可那时，我们散漫惯了，环保的概念也不强，在平时的砍柴中，除了遵照规定砍一些柴火外，偶尔也砍些半死不活的小松树截断后挑回来当柴烧。生产队长看了有时会提醒一下，但并不多说。

　　结果我们就干了一件人累死了，还违反规定，最后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的事情。因为此事印象太深刻，而且对我们增强今后的环保意识可能也是一种恰到好处的讽刺和提醒，我就再写出这个故事并将其作为此文的结尾吧。

　　那年冬，我们听说国家可能会给我们每个知青多元的盖房子费用，我们就想，盖房子不是要房梁吗？我们何不在平时上山砍柴时留心并物色一下有无适合做我们新房房梁的树木呢？

　　那些天砍柴时，我们总是有意无意地跑到一些比较陡峭的但有大树的山头上去溜达。有一天，我们终于在石岭山上某处看到了一棵树干笔直，高约十多米，足有一抱粗的大松树。而且这棵树有很多枝桠和松毛都枯黄了。我们四个男知青看了都说这棵树好，非常适合做我们讨论中的知青屋的房梁，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棵树看起来还好像是棵死树。

　　我们高兴极了，便走过去用带去的斧头去砍树。砍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棵树可能还没有完全死，树干砍口处还有潮湿感，木质也不像死树。但这时我们对此也顾不上了，心里只有新房梁。于是我们四个人围着这棵大树轮番上阵，抡起斧头砍了起来。当天一直干到天快黑了，我们才最终将这棵大树放倒。因为太累了，又怕天黑看不清路，将树砍倒后，我们也就下山回家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四人又来到砍树的山头，这时发现这棵树确实不是一个死树，因为其断口处还潮湿润手，闻之有松木清香味。这表明，我们砍的这棵树肯定是违反了不准砍活树的规定。那怎么办呢？但此时树已砍倒，错已铸成，还能咋办？大家都望着我，此时我也别无他法，只得硬着头皮说，把枝桠都砍掉吧，我们抬下山再说。

　　这棵大树的枝桠一经砍掉，一棵长达十米、滚圆笔直、近乎完美的大树干呈现在我们面前。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抬呢？好在我们是四个男子汉，人多力量大，我就不信不能将这棵树抬下山。于是我自告奋勇抬树的大头，其他三人则根据身体强壮程度分别排在前后，抬小头的人在前面。谁知当我最后一个将大树的大头拼着力气抬上肩膀时，抬着树的我们每个人的腿都打了一下抖：那棵还没死彻底的树实在太重了。后来想一想，这棵大树可能足有七八百斤重！

　　由于山路是高低不平的，每遇到这种路况，我们就得有人用双手举着树，而其他人则依旧得用肩膀承担着大部分重量，这样才能保持每人负荷和大树的平衡。我们那时也没有山民们挑担子常用的木棍撑篙，那样还可以将肩上的重担搭在撑篙叉丫上歇息一下。我们就这样跌跌跄跄地抬着树才走了上百米山路，就吃不消了。至少有两人喊道，我不行了，把树放下来吧。

　　大树一旦卸肩，要想再继续抬上肩就得花上更大的力气。结果走走停停，就这么上下两三次肩，总共走了一里山路不到，我们就再也抬不动了。每个人都坐在地上，喘息了半天后，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实在没有力气了，也只好放弃了当天抬下山的打算。

　　就这样，我们前后一共花了5天时间，终于将这棵大树砍倒并抬下山，放到了居住的小祠堂门前屋檐下。看到这棵大树的村民都很惊讶我们能将这么一棵大树抬下山。而队长在看到树干断口时却用手摸了一下，闻一闻，然后摇摇头走开了。虽然什么也没说，我们心里明白，他这是说这棵大树还没有枯死。

　　由于任何树伐倒后都得阴干透了才能动用锯刨，加上我们盖房子的计划还八字没有一撇，也不知道何时才有钱拨下来，于是那根大松木也没有去皮，就放在祠堂前的屋檐下，而且一放就到了来年我们回合肥过年的时候了。

　　可是等到过完春节我们返回石岭时却发现，祠堂前屋檐下空落落的，那棵大树没有了。我们问村民，村民都说不知道，看到队长又问。此时队长才说，你们前脚走，后脚大队书记就派民兵营长带人上山扛走了。大队书记的意思是，这棵树是活的。石岭知青违反规定了，但将这棵大树交公就不处理了。否则的话……

　　我们忙问，否则的话，会怎样？队长干咳额几声说，呵呵……

　　没办法。我们理亏呀。那棵大松树确实没有死绝，否则不会那么死重，害得我们每个人的肩膀衣服和皮肤都磨破了。我们就是去大队部交涉恐也难讨回公道吧。还有，就是大队书记同意将树还给我们，我们抬下山都化了5天，还能将它抬上山？显然不行，因为那家伙实在太重了。想到这里，我们只好叹口气，罢了。

　　又过了一个多月，我们借口办其他事去了一趟山对面位于一个山洼里的大队部，顺便问了大队书记从我们那儿抬走的那棵大树呢？大队书记抬着头，指着我们所在的那间新盖的宽敞明亮的大队会议室上方的一根粗大滚圆的新房梁，努着嘴说：那不是？然后又笑着说道，你们石岭知青为大队部盖新会议室立了一个大功。谢谢啦！

　　听了这话，我们心里就像打翻了一个五味瓶，那个滋味哟，真不知何方怪味！不过，自那以后，我们石岭知青再也没有违规砍树了。以后烧柴，我们也都是拣一些比较粗大的灌木，如石岭山上到处生长着的栎树枝条和映山红等，又好砍，又好捆，挑回家作柴火，起火旺，火力强，燃烧后还可以闷在罐子里做木炭。冬天烤火最适合。

　　而那些灌木冬天砍后，来年春其巨大的根部会萌发得更旺实，长得也更长更粗。岳西的映山红现在早已闻名，漫山遍野的，春季到来，一片火红。那真叫一个美。

　　这个知青杂记的第二集写的是山乡女人。很多读者看后在给予肯定和夸奖之余，也在问我何时能写一写山乡的男人？说实话，相比于山乡女人，山乡男人确实不太好写。因为女人一般不介入政治，贤惠而单纯，而男人嘛，似乎又总是与政治脱不了干系。何况那还是在中国现代政治曾经的集大成者——文革正酣的时期。

　　不过话说回来，就我个人的插队经历来看，山乡的男人总的来说，对人还是挺厚道、淳朴和温和的，而且身上并没有那么多文革期间城里很多男人身上普遍带有的那种动辄喊打喊杀或者城府很深的那种令人讨厌的阶级斗争味道。不相信吗？下面就容我细细道来吧。

　　当年我们刚下乡时，发现山区村民个头普遍较矮，估计大多在1.65米左右。除了在白帽区和公社见到的那些干部们的个子还算正常外，好像很少有高于我们知青个子的山民。石岭村就有一位外号叫“长子”的男人，当年30来岁。一开始我们听不大懂当地话，不知“长子”何意？后来得知他的外号就是因为他的个子比较高时，就哑然失笑了，因为他还没有我们知青组大多数男知青个子高（我当年身高1.77米。这位被当地人称之为“长子”的村民个子也只到我眉毛上面一点，估计可能最多也只有1.72-1.75米吧——作者注）。

　　山乡男人不仅个子不高，而且与不下田的山乡女人的白皙窈窕不同，还因负荷了太多太重的生活负担，加上可能长期营养不良，他们的身材大都是桶形的，而皮肤则是黝黑而粗糙的，身上几乎没有皮下脂肪，而且由于勤于劳作，他们四肢的肌肉却都是饱满而有力的。尤其是山乡男人们的那两只小腿肚子，由于经常负重翻山越岭，那里的肌肉都是鼓成一大团，稍微用力就坚如铁石般硬。

　　我曾试挑挑过石岭村里一位中年村民从山上挑下来的一担两大捆足有两座小山一样高的栎树条柴火，刚上肩就感觉到一股山一般的重量压在窄窄的肩膀上，即便顾不上肩膀疼，腰腿都得拼尽力气才能站稳。那重量至少也有-斤。那次，那担柴我只挑了一二十米远，就感到力不从心，撂挑子了。可那时我还经常练举重，90公斤重的杠铃可以连续卧推十多下哩（我们组知青下乡时还带了一副标准的公斤重的杠铃——作者注）。而那位小个头的村民居然一个人就能将这么一大担小山一般高的柴火从山上挑了下来。可见，山乡男人虽然个子不高，但能如此能肩负重担、吃苦耐劳，你不服都不行啊！

　　不过，在08年和12年我两次重返岳西时，以前留下的那种山乡男人个子矮的印象已经没有了。那两次无论在县城天堂镇或偏远的白帽镇上，还是到了石岭村里，见到的男人，除了当年我们所熟悉的那些原本就矮小的老山民外（不知为何那时感觉他们似乎显得更加矮小了——作者注），大多是衣着时尚、气宇轩昂，论个子也都不算矮了。

　　比如，我们老房东儿子的儿子就比他老爸（也就是拙文《一座回乡知青的坟》中提到的那位前几年的一天晚上因外出醉酒归来不幸跌落田坝摔死的那位乡村退休教师——作者注）足足高了一个头，身体强壮、相貌英俊，儿女双全，谈吐不俗，算得上是山里的新一代农民（与人合伙买了辆农用货车，农忙时种田，农闲时跑运输）。

　　可能由于贫穷，山乡男人酒喝的少（据说当时最便宜的一斤地瓜干酒也要0.5元，而这足够山乡男人干两天农活的了——作者注），但喜欢抽烟，尤其是那种旱烟袋。石岭村的男人们几乎每人一根烟杆，大多是竹根做的，粗约手指，长不盈尺，上面的竹节一节一节的，烟锅处多是铜皮包裹，烟嘴也是，但也有玉石的。烟杆上还挂有一个烟袋儿，里面放有切成丝的当地产土烟叶。平时就斜插在裤腰上。

　　劳动之余，找块石头或坡地坐下来，男人们的第一件事就是抽出烟杆儿，从烟袋里捏出一撮烟丝，压进烟锅里，再摸出一盒火柴，擦着，就着烟锅就吸了起来。几口吞云吐雾，烟锅里的烟丝就燃烧完了，男人们就将烟杆儿朝就近的树上或鞋底上敲几下，再吹几下，然后装上烟末，继续抽。一般男人抽烟，不抽上三五锅烟似乎就不过瘾儿。

　　或者，不用烟杆的男人，就从怀里掏出一个扁形小铁皮盒，里面放有烟丝和一小叠裁剪过的长方形毛边纸。然后拿出一张烟纸，从铁盒里拿出一些烟丝，捋成条状，放到用手指斜弯起来的烟纸上，然后熟练地一卷，最后放到嘴唇边用口水将烟纸粘住，一根喇叭型的卷烟也就完成了。然后也是用火柴点着，美美地吸了起来。

　　如果歇工回了家，有条件的山乡男人就开始坐在家门口吸起了水烟。岳西水烟多是铜的，一个铜做的或圆或方的扁形容器，上面插有两三根细铜管，一根头上是烟锅，一根则是烟嘴，中间的那根多是插纸媒儿的。抽水烟大多是用火柴或就着豆油灯点着了纸媒儿烧烟锅。那样节省火柴，而小小的火柴当年那也得花2分钱才能买一盒。

　　石岭村有一户村民有一个当年比较稀罕的做工精致的白铜水烟壶，上面还刻有漂亮的花纹。我们经常看到他总是坐在门口抽水烟，见人就打招呼，那个得意劲儿，呵呵，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有这个宝贝似的。后来我们一问，得知他家成分居然还是贫农。

　　当然，那时一个农民要是能抽上一包纸烟，不管是春秋牌香烟还是东海牌香烟，那就更是值得炫耀了。因为石岭村男人们要拿出拼命干上一天赚的工分且不吃不喝才够买到一包东海烟。要知道，石岭村年10分工仅值0.21元，而东海香烟当时价格则是每包0.18元。

　　说到山乡男人，那就不得不说当年山里的一个好风俗，那就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因为这显然与山乡男人的淳朴和不贪有关。我们知青农闲时也喜欢出门到处闲逛。经过一些山村时，我们常看到一些村民的家门虚掩着，如想歇脚喝口水，就去门前招呼主人，但屋里总是一个人也没有，想来都是出门上山或下田里劳动去了。田坝上，只有一些鸡、鸭在房屋周围闲散地找食或打融（交配）。猪只闻到人声则在圈里哼哼，养的山羊多被绳子拴在山坡上的一棵树上，在那里啃食周围的青草。一幅静谧的桃花源氛围。

　　当时，我们这些十几岁的知青，刚刚经历过了文革中合肥发生的那些野蛮的但几乎是社会性的打砸抢、抄家和偷盗，甚至刀枪相对的武斗等暴力争夺行为，甚至有的人家里就被造反派抄过几次，细软和摆设几乎都被抢走或砸烂（我家也被抄了好几次，房屋还被造反派占去了一半——作者注）。因此，我们对山里村民们的这种家里没人却大门敞开，丝毫不设防的场面似乎都有点不适应。当我们看到山民家中无人也不闭户的情景，心里产生的那种惊讶，真的难以描述。说白了，那种心理反差的冲击非常之大，站在空无一人的村民家的虚掩或大开的房门前，我们甚至都有一种自己就是一个莽撞的入侵者或小偷似的感觉。

　　为此，我们还曾问过石岭一些村民，你们出门不上锁，家里被偷了怎么办？村民一般都是这样说的：不肖必啦（不必要），乡里乡亲，哪里有什么小偷？听了这种坦然而率真、恍如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农人的那种“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话语，我们心里不由得产生出一分惊讶和惭愧来。

　　那时候，我们上山打柴经常看到小路边就放着一两捆已经捆扎妥当的栎树枝条柴火，有时旁边可能还放着一把柴刀或一根两米长、中间半拃宽，两头尖尖却包着铁头的冲镐（山乡一种挑柴火专用的扁担），但周围愣是没人。第一次见到时，我们还心想，这么好的柴火是谁丢在这里的？再等一会儿，要是没人我们就挑走了？还省了一趟砍柴的活。当然，后来我们还是忍住了，没拿。过了两天我们再次经过那里，那捆柴火居然还在，原封未动！

　　“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句话是说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时期社会状况的。类似描述最早出于《贞观政要。政体》篇，当时人民生活安居乐业，所以史书说“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后来宋代的《资治通鉴》则描述说，贞观年间，“路不拾遗，外户不闭”。这些史书上的记载和叙述使得唐太宗李世民治下的初唐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令后人惊羡的一个皇权良治时代。

　　可让人感慨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中国大地上经过十多年充满你死我活和虚伪欺诈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甚至暴风骤雨猛烈如文革的洗礼，致使司法无存，而官场上则难窥政治信用，民间社会的道德体系也濒于垮塌。派别之间绝情无义的争斗则让人与人之间几乎都失去了起码的互信。但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在岳西的深山区，民风却依旧淳朴如一千多年前的贞观年间。这是多么难得的啊！

　　（遗憾的是，后来我们一些知青却将城市里的文革遗风带到了山里。可能出于饥馑，也可能仅仅出于恶作剧，少数知青还是那套目无法纪、打倒一切的红卫兵范儿，有的人居然开始偷盗起山民的鸡鸭来了。这些行为虽然是极少数，为时也不长——后在知青内部遭到强力劝阻而作罢，但一下子就败坏了合肥知青在山民心目中原有的良好形象。当然，也给当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纯朴民风和良好习俗打上了一块丑陋的补丁。现在想想，这是多么值得我们知青反思的事情啊——作者注）

　　山乡男人们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品德，那就是注重邻里关系，为人也慷慨厚道。比如，当地有一个习俗，那就是村民过年杀猪，会请全村每户都去一个户主，即男人吃杀猪宴。当然，这种杀猪宴也体现了山乡的另一种习俗——男尊女卑，也就是只请男人，不请女人。但在石岭山上，厚道慷慨的村民，不管哪家杀猪，都是请我们组所有在家的知青去赴宴的，一个不落。

　　第一次赴杀猪宴，我妹妹也在被请之列，而且那位做东的村民居然还特地请她坐了上席。因为他也有一个十多岁但未成年的女儿。其实，山乡好像早就有一个规矩，即女人不上席。但经过那场评工分事件（详见《知青杂记之二——山乡女人》——作者注），我妹妹居然也获得了与山乡男人同等的待遇。山乡男人的开明与厚道由此可见一斑。这显然是值得我书写出来并加以赞誉的。

　　但在我们刚下乡时却并非如此。那天晚上，石岭村民在小祠堂堂屋摆下两桌接风宴，两个大方桌边除了我妹妹一个女知青外，没有其他任何女人。就这样，我妹妹还是被安排坐在末席，勉作陪衬，而我们其他四位男知青都是两两分坐在两张桌子右首的客席上。男尊女卑，一目了然。当然，那天是有几位公社和大队干部作陪的。而村里过年前的杀猪宴，由于都是乡里乡亲，也就不大分主次了。

　　每到腊月年前，也是山区杀猪匠们最忙乎也是收入最好的时期。过年前杀猪也叫杀年猪。大约过了冬至，各村各户的杀年猪也就依次开始了。过去，山里人生活贫苦，一年到头难得吃上几次肉。而且，山里人养猪一般都是养1-2头猪，没有意外也不卖，就是想留到过年前杀了自己吃。杀猪宴剩下的猪肉一般都是切成大块，搓上盐，挂到厨房无烟灶头上的房梁上，靠灶膛里烧柴冒出的松油烟将其熏成黑漆漆的腊肉。用灶间柴火油烟熏肉也是一种有效的防腐措施。村民们据此也就可以细水长流，吃上很长时间猪肉了。

　　各农户杀年猪的时间也不定，但多在腊月，即冬至后，主要看猪能长多大，一般长到多斤就可以杀了。有点奇怪的是，山乡男人啥力气活都会干，而且也很懂得节省，但杀猪却好像没有自己杀的，总是请一些走村串户的专业杀猪匠到家里来杀并就此摆上一个杀猪宴。也不知这是为何？

　　不过，请杀猪匠杀猪，活儿干得确实细致利索。三下五除二，一头大猪，从到猪圈里抓猪，开始嘶叫，到捆上猪嘴和四蹄，抬到一条宽板凳上，前后两人按住，杀猪匠左手搬住猪颈，右手一刀捅入，血流如注，泻入一个早已准备好的已装了小半桶淡盐水的木桶里，到最后猪不叫了，最多也只要十多分钟。然后就是在猪的每个蹄子上用刀杀个口子，用一根细细的铁钎插进去，从皮下一直捅到死猪的肚皮和脊背处。每捅一个蹄子，杀猪匠助手，一般都是杀猪匠的儿子或亲戚，就用手托住猪蹄子，使劲地用嘴往那个切口处吹气。吹完气用手捏住切口，然后用细绳迅速将切口扎了起来。四个蹄子一吹，猪只眼见着就鼓涨了起来。

　　这时再从屋里灶台间端出一盆盆的沸水，倒入一个准备好的大椭圆形深木盆里（这个木盆大多是杀猪匠与其他工具一起随身挑来的），试试水温后，人们便合力将吹胀成圆咕隆咚的猪只浸入木盆，翻转烫毛，然后迅速地用刮刀将猪毛连拔带刮地去了个干净。接下来就是挂起来开膛破肚了。看来这杀猪确实是个技术活。在山乡当个杀猪匠也不是浪得虚名的。（杀猪匠的现金报酬不多，2-3元即可，但得按惯例将被杀的猪头加一副猪下水都作为报酬送给杀猪匠——作者注）

　　（可我们知青却有不信这个邪的。记得白帽区余河公社有一个也是合肥一中的知青组，可能为了省下外请杀猪匠的成本，也可能是出于老红卫兵的那种“没有张屠户照样不吃浑毛猪”的豪情壮志，最后决定自己动手来杀自养的一头猪。为此，那天去了不少知青为之壮胆。其实他们也是想就机饱餐一顿杀猪宴，解解馋。

　　（刚开始，那头肥猪被捅了几刀都没有刺中心脏，出了很多血后，居然还挣脱了几位知青壮汉的控制，滚下地后就开始四处乱跑，吓得一应前来吃杀猪宴的知青纷纷躲避。现场一片狼藉。后来，那头猪血流尽了，没力气倒在那里了，这场闹剧才结束。但是紧接着发生的又一件事情又让这场杀猪宴彻底地歇火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那位热情的猪的主人听说大家喜欢吃猪大肠，于是便将一副猪大肠拿到溪水边洗得干干净净，一点脏也没有。谁知道当他将那副猪大肠放到灶间大锅里煮开后，整个知青组以及门前的场地上全都氤氲了一股浓烈的、令人作呕的猪屎臭味。原来此公清洗猪大肠居然没有将其翻过来！锅灶都被污染了，洗也洗不掉，恶臭难消，那些前来捧场并准备大吃一顿杀猪宴的知青们见状也只好饿着肚子落荒而逃了。这个故事是当年的合肥一中到岳西插队的知青群体中迄今还在流传的一个笑话——作者注）

　　现在想想，山乡男人们摆杀猪宴其实摆的就是一种慷慨和豪爽。平时舍不得吃点荤腥的男人们那天毫无例外，几乎都将自家猪身上最好吃也是最为珍贵的猪颈肉拿出来请来宾们吃。猪颈肉，也叫槽头肉，肉质绵老，肥瘦不分，营养成分也较高，口感很好。一头猪的猪颈肉总有十多斤，主人则将其全部拿出入宴，一点不留，以飨食客。

　　女主人和帮厨的女人们则将猪颈肉全部切成扑克牌那么大小、厚约柴刀背的肉块，放到大铁锅里翻炒，加上一点点酱油，主要还是碎盐，再加上一点生姜和水，有时放点从房前屋后摘来的小茴香枝叶，盖上盖子闷烧一会，待水收干，再在大铁锅里翻炒几次，也没出什么油，就算烧好了。然后用大瓦钵盛出，端到摆在场地上的几个大方桌上。此时的猪颈肉，肉质透明，肉香四溢，桌子边上坐的食客们闻之，口水也就出来了。那时的我们整天饥肠辘辘，没有人能挺得过那种诱惑。所以，村民们的杀猪宴也是我们知青的杀馋之时（记得第一次赴石岭村民的杀猪宴，没忍住，我一个人就吃了十多块大肉。但后来两次也就自觉少吃了——作者注）

　　我说了这么多山乡男人的好品质，如吃苦耐劳、淳朴厚道和慷慨善良等，有人可能会问：那时还在文革时期，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和党内的政治斗争那么激烈，你却把山乡男人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描述成世外桃源般的安适温和，自得其乐，为何？难道就没有狂躁、野蛮、贪婪、虚伪、欺凌和暴虐吗？其实，我前面所写的这些文字并无掩饰，因为我描述的是世代躬耕山野的山乡男人，而不是那些虽身在山里，却卷入权力斗争和政治漩涡中的男人。

　　其实，就算是与我们知青有所接触和往来的白帽区或公社革委会的那些干部，书记也好，主任也好，由于他们在当地的文革经历和政治生活与我们这些从合肥外来的知青总是隔了一层，而山外的那些大中城市里的文革浪潮即便狂暴得如山呼海啸，但在其波及偏远的深山后也会像海潮拍岸，逐渐地偃旗息鼓了。

　　不过即便如此，我想分析一下相关资料对于读者认识这个问题也是有益的。皖西因是山区，田土本来就较少，且地处偏远，产出有限，阶级分化和阶级矛盾本来就不明显。民国时期的皖西山区，除部分面积较大的平畈地区有一些地主且有的地主拥有较多土地之外，其他山区，尤其是深山地区的贫富差别和阶级分化并不那么严重。年前后，皖西山区的土地改革因为汲取并纠正了某些地方过于激进的土改教训，土改比较温和，给农民确定成分也比较实事求是。

　　据相关资料，那时，皖西大别山地区土改，大的平畈地区一般拥有多于三担田的水田，而且家里人少于五人的才算得上地主。（所谓担田，即以育秧的稻谷种子计田亩数，一般每担田约为7-10亩水田——每亩育秧需10-15斤稻谷种子，早稻和中稻各需种子数量略有差别。但山里面的水田由于高寒水冷，一般都是一年一作——作者注）

　　另外，在偏僻的山区里面，因修建梯田的自然条件有限制且其相关时间成本和劳力成本都非常之高，水田本来就不多，加上高寒水冷，这又导致山区田土自然产出十分有限（那年头，正常年景每亩水田年产稻谷-斤——作者注），因此一个山乡农户祖祖辈辈在那里耕耘，一家老小好几口人能拥有一担田就很不错，也很少了。在这种情况下，地主很少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比如，我们当年插队的白帽公社新建大队，位于石岭山下的一个大山洼里，水田不多，土改时好像就没定一户地主，被定为富农成分的可能也只有2-3家。而我们所在的石岭村位于山上，却连富农也没有，只有一户是富裕中农成分，其余都是贫农。（前几集说过，我们下乡插队时，石岭村一共有11户人家，71人，但只有72亩水田，人均1亩。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时据说只有5-6户，30多人，30多亩水田，平均下来，每户每人仅1亩多田，当然都是贫农——作者注）

　　那个富裕中农也就是我们的邻居徐姓老汉，他的媳妇，一位贤惠能干的山乡中年妇女，纺纱织布都是高手，《山乡女人》那集中说我妹妹学会了织布，就是跟她学的。

　　为了让读者阅读时保持阅读的连贯性，也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偏远山乡的男人们是怎么经历文革的，下面还是将《一座回乡知青的坟》一文中有关这位徐姓老农民，一个富裕中农，在文革中居然频遭批斗的情形原文抄写如下。这也算是文革中出现的无数奇葩中的一个吧。

　　“我们在石岭村的老房东姓徐，当年五十来岁，模样敦厚老实，样样农活都在行，成分富裕中农。因我们这个位于高山上的贫穷的小山村十一户人家里只有他的成分最高，结果村里几次根据公社和大队革委会安排召开批判会时他都是唯一的被批斗对象。不过那种批斗也就是一种形式：

　　“队长在传达什么最高指示并说到什么阶级斗争新动向时，这位老房东就会主动走到从他家搬出来当批判会主席台的方桌子边站好，垂着手，低下头，然后被几位坐在高低不等的小凳子上抽着旱烟的村民程序式地七嘴八舌批斗或数落一番。那场面除了人物表情不是那么愤怒外，其它都与当年那些描述类似场景的宣传画很像。然后很快就散会了。

　　“他和他的堂客就一趟又一趟地将开会前从他家搬出来的那些桌子、凳子和茶壶茶碗等再逐一搬回他家里去（他家门前的场地在村子里最大）。然后，他进屋洗把脸，就扛着一把锄头慢腾腾地上山干活去了。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

　　当然，山乡再偏远，强劲的文革之风也会刮到。比如我就曾经被公社指派在公路上写了好多天的标语墙。那是年春，公社革委会为了紧跟形势，宣传文化大革命，在石岭山下的那个山洼面对的那段山区公路外侧，用土坯砌建了七、八堵宽和高均约为两米，墙头还铺设有几片灰瓦遮雨的墙，墙面都刷上厚厚的白石灰。

　　一次开知青大会，公社革委会主任问我们知青中谁会写排笔字？大家不约而同地都推荐了我。说实话，当年我的排笔字写得尚可，虽说自学，写得不怎么样，但胆大敢写，楷体、魏碑和隶书等字体也可信手拈来，据说还耐看，观者多有称赞。

　　年上半年那段文革刚分为两派进行大辩论的时期，我就经常于晚上或半夜拎着一个墨汁桶或红色水粉汁桶，在合肥长江路街头不知书写或张贴了多少个各种紧扣当时主题的派性造反标语？我还曾在用每六张一开的道林纸粘合起来的大纸上书写了仅仅一个大字的标语并在同学的帮助下将这些巨大的字幅连夜逐个张贴到位于合肥四牌楼的新华书店大楼的窗户和墙面上。那个巨幅标语的内容已经记不清了，但记得第二天有意路过那里时，我还听到一些路人指着那个大标语上的排笔字说那些大字写得漂亮。

　　结果，那次由我来写那些公路边宣传墙上的标语也就在所难免了。后来一段时间我就天天跑到山下公路边的那些宣传墙边用排笔和红漆在石灰墙面上书写各种文革标语。不过，这些土坯垒起来的宣传墙并未能存在多长时间。大约3-4个月后吧，岳西山区的一场特大暴雨就将路边这些书写着鲜红的文革标语的土坯墙全部淋冲垮塌了，成了一堆堆烂泥巴，然后被公路养护部门全部推倒山下河沟里去了。

　　现在想想，我写的那些标语无非都是些“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以及什么“四个伟大”和“万岁、万岁、万万岁”之类的标语。还有一些是紧跟当时形势的，多已忘记，但有一个标语我印象最深，那就是前一年冬，也就是我们到石岭村插队两个多月后，“伟大领袖”发布的一个新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这段“最高指示”一下子将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到山乡插队的性质给定格了，那就是我们作为知青到农村是去接受农民教育的，而不是什么锻炼的，虽然同一个“伟大领袖”还曾说过中国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样的话（见《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作者注）。这就是说，在当时中国，我们知青的社会地位已经显著低于前20年一直被严重教育的农民了。如果那时的我们有人还把自己当作可以随心所欲造反并打倒和砸烂一切的红卫兵，那恐怕也就太自以为是了吧。

　　政治地位的巨大落差也让我们很多知青变得沮丧和现实起来。少数插队知青的偷鸡摸狗行为可能就是这种心理下的产物。好在我们组的知青都只有十几岁，原本就不懂政治，而且各自父母和家庭都遭受过或依然正在遭受各种名目下的斗争和批判。命运将我们抛向了这个偏远的大山里面，我们除了自强自立，别无选择。有一个故事因为与这个最高指示有关，加上印象深刻，还是让我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细说一下吧。

　　年12月快靠近年底的一天深夜，我们都已经脱衣服睡觉了。这时，一阵紧急的敲门声伴着生产队长的呐喊声将我们惊醒。连忙起床打开门一问，得知“伟大领袖”又发布了最新指示，而且还与我们有关，要求我们男知青立即参加游行祝贺。后来才知道，这个最新指示就是这个“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那时都已经是后半夜了，天又很冷，我们每个人都是睡眼惺忪，大多也忘了带电筒，有的连棉衣也忘了穿，就稀里糊涂地跟着大队组织的大约百把人的游行队伍，在偌大的石岭山上摆上了一字长蛇阵，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不时地稀稀拉拉地喊着各种当时最革命的口号（当然这个最新指示喊得最多）。

　　那次庆祝最高指示发表的游行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无论村民还是知青，居然都只要各家各户的男人们参加，女人们，无论女伢子还是堂客们，一律不参加。到现在我也想搞清楚，当年的这种规定究竟是谁确定的？抑或仅仅是当地的一种习俗？如果是后者，那么这种习俗究竟是在疼爱女人还是又一种男尊女卑？是认定女人不能参加政治活动吗？真搞不懂。

　　印象中的那天似乎特别阴冷，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山野里伸手不见五指。可能因无准备，游行队伍里只有少数几个农民拿着一种用浸了桐油的麻杆或松明子捆绑制作的火把在前面带路，但因天太黑，跟在后面只要隔了几个人就看不清前面的山路了。所以游行时，不时地有人摔跤跌倒。

　　最初还引发一阵哂笑。但后来摔跤的人越来越多了，甚至还有人不慎失脚滚到了山坡下。到后来，没人笑了，而咒骂声却渐渐地多了起来。再到后来，居然有人溜号了，而且越来越多，到快结束时，原本那本上百人的游山队伍最后只剩下二三十人了。路过石岭附近山下时，我们组好几位知青也都先后悄悄地溜回了小祠堂。那天夜里，好像只有我一直坚持到那次游行结束。当我回到石岭时，大山东边的天已微微有点亮了。

　　一次原本隆重举行的声势浩大的庆祝最高指示发表的喜庆式的游行最后居然演变成了一次令人沮丧的骂声连天的游山。这恐怕也是组织者们当初始料未及的。不过自那以后，无论又有多少最高指示发表，像那次劳民伤财的游山活动区里和公社革委会也再没有搞过了。

　　可是，当我刚刚回到小祠堂，还没有脱衣服，就看见几个村民半抬半扶着石岭村的生产队长急匆匆地进门来了说：徐队长受伤了，要请小亚给看看（我妹妹名字中带一个“亚”字——作者注）。我们连忙拿过煤油灯一看，吓了一跳，原来队长的左腿小肚子上居然有两个血洞，还是从下至上的贯通伤，上面那个血洞里的肉已经翻了出来，虽然已经用布带扎住了，但仍然是满腿鲜血。一问之下才得知，游山结束后，队长可能太疲倦了，一脚踩空，掉到一个陡坡下，被坡下露出的一根给人割了半截子的野竹子扎到腿肚子了。如送公社卫生站还有好远的路，而且因天还没亮，还可能找不到人，于是村民们便将受伤的队长送了回来。

　　此时，我妹妹也起来了。妹妹小亚下乡时带了一个带有红十字标识的医药箱，里面除了一些治疗感冒等内服药外，还有备有一些外伤药，如酒精、红汞、紫药水、消治龙软膏、消炎片和纱布绷带等。更重要的是，我妹妹在医院接受过一段短时期的医疗急救培训，而且还学了针灸，可以治疗一些常见病。在这之前，小亚也曾给一些村民治过一些突发病，如肚子疼或一般皮外伤等，通过针灸或上药的，居然都奇迹般地治好了。村民都很相信她。

　　那天，我妹妹看到队长的伤势，也吃了一惊。她还从未遇到过如此重的外伤。但她有一个好处，那就是镇定和不怕。她叫一个村民将坐在长凳子上的队长按住，另两个村民再一人按住队长的一条腿。然后她用药棉沾了酒精将队长血糊拉拉腿上的伤口擦洗干净，再用镊子将伤口处残留的竹丝一根根轻轻地夹了出来。此时她发现队长伤口不再出血了，知道没有伤到动脉血管，于是心中有数的她轻声地但却是很严肃地对队长说道：你是男人，下面的手术你可以叫，但你必须忍住不要动。好吗？

　　一个大男人，还是生产队长，居然被一个小姑娘当众这么警告，是有点面子上过不去，但此时受伤的队长除了点头，还能怎么样？然而，后面的手术连村民们都别过头不忍看下去了：小亚居然将一根纱布粘成一根细条，上面涂满了消治龙软膏，然后将这块纱布条从小腿肚子下面的伤口一点一点地往上塞了进去，一直在肉里塞了4-5厘米深，终于从上面伤口处露出了纱布头。

　　这时，小亚再拆开两包绷带，将队长的受伤小腿上下紧紧地裹了起来。然后她站起身来，用袖子擦了一下额头上沁出的细汗说：好了。没事了。不要沾水。明天上午来换药。这两片消炎药回去早晚各服一片……

　　不愧是山乡男人，队长被小亚拿话一激，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尤其是在小亚用纱布条慢慢穿过腿上的贯穿伤口时，居然咬紧牙关，硬是一声没吭。但在旁边当妹妹下手的我却明显看到了队长腮帮子上不断鼓起的肌肉以及脸上渗出的滴滴冷汗，心里明白，他所经受的那种疼痛绝对非同一般。第二天的换药，小亚还是用一条新的涂满了消治龙软膏的纱布自下而上地穿过其小腿上的贯穿伤口，而队长仍然是一声不吭。这真是一个坚强的男人！

　　又经过几天的治疗，队长小腿肚子上的伤口终于长合了，一点也没有发炎。痊愈后的队长连同她的堂客端了一大盆红烧肉来到我们知青组，说是送给小亚的谢礼。其实，小亚也不怎么喜欢吃肉，那盆大肉最后还是被我们男知青们消灭掉了。

　　年那次回石岭，我还见到了生产队的这位老队长。不过那时他已经很老了，眼花了，背也驼了，个子也显得更矮了。但在我的心目中，这位老队长就是山乡男人的代表：淳朴、善良和勤劳，而且就像石岭山一般高大而宽厚，但始终默默无闻。

　　真心祝福他和石岭村其他的山乡男人们健康、幸福、快乐！

　　前几集说了岳西白帽山乡的很多事情，说了石岭村的厕所革命，也说了山乡女人和男人，还说了山里香火最旺的庙庵——广佛庵以及岳西山区自然资源的变迁情况，就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想说，但忍住没有说。这事儿就是人生最大的问题——吃饭问题，也可叫做“以食为天”。何况对于我们插队知青来说，吃饭问题关乎的不仅是健康，而且还有生存。想一想就知道，一群十多岁正在长身体的年轻人如果老是吃不饱又会怎么样？现在看来，是到了该说一说的时候了。

　　年秋插队时，我刚满18岁，我妹妹16岁，石岭知青组的其他三人也是16-19岁不等。这个岁数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或者，正是需要营养滋润的时候。但遗憾的是，文革风暴和“伟大领袖”的一个最高指示便将我们抛到了岳西贫瘠和穷困的大山里面。而我们在合肥的家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如何安身立命？也就是说，如何吃饱饭达到自己照顾自己并能在这块偏远贫瘠的山区土地上生存下去的目的？这便成为了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

　　年10月下旬的一天，也即我们刚到石岭村安顿下来的第二或第三天，生产队长就和几位村民挑了两担白萝卜进了小祠堂，说是生产队给我们当过冬蔬菜吃的。山里农民每年都要种一些白萝卜，收获后一般都是放到地窖里（村民家一般都在附近山坡上挖有1-2个地窖，以放置萝卜和红苕这类的植物块茎——作者注），或切片晒后码上盐装坛子腌起来。而这些白萝卜及其腌制品，再加上夏天腌渍的辣椒和豇豆角，几乎就是当年山区民众整个冬天的主要蔬菜或小菜了。

　　可我们没有地窖，也想不到腌渍萝卜，更不知道这两担萝卜对我们今后一个冬天生活的重要性，所以也想不起来找个地方挖个地窖以放置这些萝卜，就找来几块土坯和石块，在堂屋的一角地上垒了个一尺多高的挡坝，请村民们将这些白萝卜倒在那里。队长见状摇摇头，临走前就说了一句话，冬天就靠这些萝卜了。你们要保存好。我们听了无不点头称是。

　　但是队长他们一走，我们也就忘记了他的忠告，甚至都没有明白他说那话的意思。放在那里的萝卜，头几天还每天拿几个做菜吃，但十来天过后我们忽然闻到一股霉烂味，这才发现腐烂味是从那堆萝卜里散发出来的。我们过去一翻，发现除了上面还有若干好萝卜外，堆在下面的几乎全部烂掉了。而且烂萝卜的水已经淌了一地。没办法，我们只好找来两个簸箕，一担一担地挑出去倒掉了。就这样，烂萝卜的腐臭味在小祠堂的堂屋里还留存了好长一段时间。

　　那堆萝卜在时，我们几乎没人在意它，无非每天拿几个烧着当菜吃。但当那堆萝卜不在了时，我们才发现，自己就饭吃的菜没有了。天也冷了，整个山乡也没有一个自由市场，谁还有蔬菜卖？

　　那时国家还给我们每月8元钱和30斤米的补助粮（初时说补助半年，后又增加了半年，一共补助了一年——作者注）。每次我们都是下山走到白帽公社粮站买米，带了一个粗细如面口袋、长约三尺多的布口袋，买上70-80斤糙米，装进袋子里，几个人轮流用肩膀扛，走上七八里路，再爬山回到石岭山上。

　　每月30斤米，一天一斤米，也就是稍大碗的两碗干饭吧，如果有肉有菜，正在长身体的年轻人吃三顿也许勉强够。但那时我们几乎天天干农活，有的还是重体力活，如担土，打土坯，还有起猪圈等，即便有肉有菜，这点粮食也显然不够吃（我年轻时饭量很大，20多岁在安徽凤阳县一家农场劳动时曾吃过每天4斤多米蒸的饭，中午一顿一般都是两斤米，就这样还感到饿意——作者注）。可我们那时遇到的问题是：只有一天一斤米，既没有蔬菜，更没有肉。于是饥饿感也就愈益强烈了起来。

　　没有萝卜后，就开始不煮干饭了，因为中午的半斤米也只能煮出装满一个稍大碗的米饭，就是不要菜，饥饿的我们也只要紧扒慢扒它几口饭就吃光了，而这时肚子可能还是空的。剩下的半斤米还得吃上早晚两顿。三天下来，组里每个人都是饥肠辘辘的了。要知道那点米就是全部煮稀饭也不行呀，因为连汤带水几碗下来，当时似乎喝饱了，但几泡尿一撒，肚子也就空了。这可怎么办？

　　饥饿逼着我们去想办法。于是我们便开始扫视周围所有可以充饥的东西。第一个被我们瞄上的居然是左邻右舍家从队里分到萝卜后割下来、摊开晾晒在门前地面上的萝卜缨子。

　　有意思的是，除非饥年，山里农民一般不吃萝卜缨，而是拿它们去喂猪。萝卜缨子有点苦涩，猪也不大喜欢吃，但村民们不愿意浪费掉，就每次在食料里放上一些切碎的萝卜缨，猪吃起来也没得挑捡，只好吃。所以，萝卜收获很长时间了，村民各家似乎还存有不少萝卜缨，但大多也已经晒得比较干了。

　　那天，我看一个邻居家没人，门口地上就摊着不少萝卜缨子，觉得这玩意是喂猪的，他们既然不吃，我们何不拿些来当作蔬菜做些可以充饥的菜烂饭吃？这恐怕不叫偷吧？于是就顺手抱了一捆晒得还不算太干的萝卜缨，然后溜进了天井旁边的小灶间里。

　　记得大饥荒那几年，我家虽在城里，父亲甚至还能在省政府小食堂吃上小灶，但因兄弟姐妹多，肚量都大，平时也缺乏油水，粮食严重不够吃。那个时光我家也经常是瓜菜代，吃过很多萝卜和萝卜缨的，包括胡萝卜。那时母亲就是将萝卜缨子切碎后放在米里面一起烧，做菜烂饭给我们吃的，印象中味道还不错。于是我就想如法炮制。

　　在灶间，我们用水将半干不干的萝卜缨子泡了一会，再洗得干干净净，切得碎碎的，待水米在大锅里烧开，仔细淘过米中碎沙，将碎萝卜缨子与半开花的米粒一起倒入锅里，充分搅拌均匀，然后再将米汤倒进锅里，稍加上一点儿水，盖上盖子继续熏蒸，一大锅香气扑鼻的菜烂饭就烧好了。

　　那天，在萝卜烂饭还在锅里熏蒸、锅巴的响声和菜饭的香味开始飘逸时，我坐在灶洞前，将燃烧的柴火用炉灰压住后，因知道很快就有的饱饭吃了，一时高兴，便随口吟唱出自己用著名的俄罗斯歌曲《红梅花儿开》旋律改编的“菜烂饭之歌”。歌词是这样的：

　　红梅花儿开在我家的锅台上。

　　大锅里的菜饭蒸得扑鼻儿香。

　　要想吃菜饭呢又怕菜饭儿烫，

　　只好坐在锅台旁等着菜饭凉。

　　只好坐在锅台旁等着菜饭凉。（最后一句重复唱）

　　每次唱到最后一句时，我都特意将最后一个字“凉”唱得很重。因为那时的我们真的都是饿极了，好像唱的“凉”字的声音大一些就能快点将菜烂饭吃到嘴一样。其实这个“菜饭之歌”歌词也不完全是我的独创，我的一位中学老同学对此也作出过贡献，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石岭知青对这首改编歌曲的喜爱。因为它实在太契合当时饥肠辘辘地坐在灶间等着吃锅里蒸的萝卜缨子菜烂饭时的我们的心情了。

　　当组里其他几位知青也都先后拿着自己的碗进入狭小的灶间加入这个歌曲的大合唱时，锅里的萝卜缨子菜烂饭也最终烧好了。揭开锅盖时，满屋子蒸汽还未消尽，我们就急忙放入一大筷子买肉时熬的猪油和一些盐，用锅铲在萝卜缨子菜饭里面拌一拌，然后就一人盛上一大碗，很香地大口地吃起来。那种味道确实很香，虽然吃完后的那种饱腹感和满足感现在已经久违了。

　　（岳西山里人烧饭有一个可能很不好的习惯，那就是漾沙后滗下来的米汤，人不吃，而是拿去喂猪。山区的稻米总是混有一些细沙，所以人们在烧饭开锅时总得用一个葫芦瓢，连米带汤舀着，将细沙一瓢一瓢地漾出来，米倒在一个竹篦子上，米汤则滗到一个瓦盆里，然后再将撇掉了细沙、也滗掉了米汤的半开花的米粒放入大锅里，再放上一瓢水，盖上盖子，灶膛里加一把火后便用炭火熏，直到听到锅底噼里啪啦地响声并散发出足够的锅巴香味时，饭就烧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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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爱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