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而知新

——南京祖堂山南唐陵区出土玉册的再观察

左骏

本文原载于《南方文物》年第1期

引言

位于江苏南京西南祖堂山南麓的南唐陵区，历经了-年先主烈祖李昪钦（永）陵（M1）与中主李璟顺陵（M2）的发掘。年，二陵之西发现并发掘了编号为祖堂山三号墓的M3，后者墓主则被发掘者推定为南唐后主李煜昭惠国后周氏（王志高、夏仁琴、许志强）。由于三座墓葬被盗严重，随葬品杂乱残碎过甚；又因墓主等级较高，随葬品中原先标示高等级身份的有关玉制品只有零星残留。按发掘者公开资料统计：其中在50年代的考古发掘钦（永）陵（M1）中出土玉册28片（组）、刻纹（组）玉佩构件1件，顺陵（M2）出土“石”册40片（组）、组玉佩构件1件，年发掘的三号墓（M3）出土“玉”饰件13片。故南唐陵区玉器总件数为83件（组），单体个件尚未过百。

在中国传统玉器研究中，五代十国时期玉作及玉器使用状况的探究始终是一个薄弱环节。十国大型墓葬科学考古清理虽肇始于20世纪40年代的成都王建永陵，但相关玉器较其他类型器具却发现甚少；近年来随着杭州临安吴越国钱元瓘马皇后康陵、雷峰塔吴越国时期地宫等处考古发现与材料的及时公布，使我们了解到同时期内南方的“十国”中——吴越国玉器使用情况。而“十国”时期另一重要国家——南唐域内高等级墓葬发现却相对较零星，加之遗迹与墓葬中玉制品出土材料更为稀缺，因此作为南唐政权最高陵区中所见残留玉器即是探究南唐、乃至五代时期地方政权玉作、玉器使用的重要材料。特别永陵（M1）、顺陵（M2）出土为数众多的玉册构件，历来被诸多图录和玉器断代研究所反复引用。

本文拟以永陵（M1）和顺陵（M2）墓中出土的残玉册构件为研究对象，从玉作视角观察玉器质料选择与推断琢做流程；并结合以往相关考古发现、文献、传统图像艺术史学等材料，来重新审视与构建南唐时期玉册排序与使用之仪轨，寄以此窥视五代时期玉作情况及玉礼器的使用状况。

一、发现始末与研究缘起

南唐二陵的发现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期，南京南郊江宁牛首山发生盗墓事件，旋即被群众举报事发。后南京市人民政府接到举报，联合国立南京博物院（今南京博物院）往事发地点之一的江宁牛首山调查。经过-年的发掘，确定墓葬为南唐时的两座帝王陵墓，故判定该地域为“五代十国时期”南唐政权的陵区所在。先前盗掘出土的玉片均出在李昪之永陵（M1），后会同-年M1与M2考古发现的其他玉册残片，悉数收藏于南京博物院。

有关这批材料的发表情况，除年绝大部分刊发于《南唐二陵》的考古报告中黑白图片、拓片及年出版的《中国玉器全集》中3片带有文字玉片之外，长久以来鲜有公布和展出。有关的研究，仅有冯汉骥先生曾在年的《考古通讯》中撰文有过重要的探析。年10月间，因南京博物院二期工程改扩建展览调整的需要，笔者参与其中“历史馆”部分展览的策展与文物甄选，才第一次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到尘封库房多年的玉册残片。根据展览需要，对这批残存玉册进行了重新的检视、分类和排序，发现其中蕴含了此前尚未觉察的玉料、玉作及编排规律等重要讯息。笔者在整理中，对M1玉册分类、缀合及M2册片、奇特残片的属性也有一些新的发现和认识。

1.李昪钦（永）陵（M1）2.李璟顺陵（M2）

图一南唐二陵册片出土位置示意图

二、李昪永陵（M1）玉册

（一）出土状态及保存性状

按公布材料所述，发现在先主烈祖李昪钦（永）陵（M1）中的残存玉册片：

共出土成片的玉哀册23片，其中比较完整的11片，残缺的12片，另边缘残块5片。

出土位置“大多散乱在后室东面偏南侧室的砖台上下”，另在“后室棺床附近”、“前室东侧室”均有残片发现（图一：1）。

目测这些残损的册片，均是泛青白、青色的半透明闪玉（Nephrite）制备而成，产地可能即是现今的新疆和田地区。带有文字的一面经过了细腻的打磨与抛光，为正面；另一面保留着切割后的原始粗磨的毛糙、类似“磨砂”的表面，为背面。这批玉片的玉质并不纯净，内含有大量的白色饭穇状的棉絮状包裹物、矿体的绺裂和伴生石质等自然块料的瑕疵。玉册片的玉质因受到墓室内掩埋环境的影响，已经部分受到沁蚀，如玉片的表面或者由表及里部分转变为白色、灰白色块斑状；部位受周遭含铁质（二价铁离子）较高环境的影响，玉质被浸染成红褐色；有些玉片发现时，上面还粘黏着丝织物、漆皮与铁质品残存。总之，这些原本质地不佳的玉片在经埋藏后，玉质曾受到墓室环境的较大影响。

玉册片经过20世纪50年代发掘整理者修复拼对和初步缀合，可知相对完整的玉册片每片的大小、长宽近乎相等，尺寸为：长16厘米、宽7厘米，体厚0.2-0.3厘米。其中：玉片上刻两条边栏线并“正面都刻着三竖行楷书的文字”的共计15片；刻两条（或一条）边栏线却“只刻一行”文字的计4片；残存两行文字的计2片；没有刻文字，却刻有竖边栏线的计1片；完全不刻的光板计1片；另有宽度为册片的三分之一、长与厚度相同的无字玉简1片（报告中未提及）。部分玉册片尚未精磨的背面正中偏上位置，刻有为方便放置的排序编号，共计18片。经缀合拼对，由此才最终确定钦陵（M1）残留可识别的玉册片数量为24片。

李昪钦（永）陵（M1）部分玉册片的阴刻文字字口里，还残留着明显的填金痕迹，残有金迹的玉片共计10片；剩余12片则没有填金痕迹。这些经过填金的玉册片，当光线从一定角度照射上去时，金的耀眼与玉的光润强烈而不违和地交织在一起，熠熠生辉，光映动人。（图二：1）

图二：1.李昪永陵（M1）填金玉册片

（二）工艺流程的推测

玉册片各项尺寸统一规整，琢做它们必定要按照一个可参照的设计母本进行。册文的撰写是母本的首要环节，内容一般是由善于撰写华藻文辞的大臣草拟成文，报审议后再由另一位书法超群的臣工誊抄（冯汉骥先生依据马令《南唐书》有关李昪“山陵”事的记载推测，钦陵（M1）玉册可能为江交蔚、韩熙载所撰；不过北宋文献中对玉册的撰写者记录详尽，如开宝九年（年）宋太祖崩，薛居正撰陵名、哀册文，沈伦撰谥册文，卢多逊书哀、谥册并撰谥宝，参见（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历代大行丧礼?太祖》，第页）；接着墨书册文转发给有司需按所撰写册文的字数、起行与格式来编列出玉册的长短、大小的母本。母本编排好后做好排序，方才能派发放至玉工处琢做。其中一项当然、也是必需的——为了体现等级的威严与美观，玉册料质选择的统一性也势在必行（目前所能见到最早、且能确定为闪玉质的整套玉册，应该是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年封禅泰山时所瘗埋的“禅地祇玉册”，其用金绳串连，单简寸长29.5-29.8、宽2厘米，详见邓淑蘋主编：《敬天格物——中国历代玉器导读》彩版图6-1-3、拓片图6-3-1），国家府库存留玉料的大小也会直接影响到玉册格式编排。

在进一步观察中，笔者选取其中背部编号“上十八”、“十八”两件原本上下排列的连接玉片（关于玉册片的缀合，下文详述），并排放置时，其玉料中所含的杂质：如（礓花）、绺（水）线走势呈轴对称的左右斜向分布，至少说明它们原本属于一个个体从中一剖为二被分解开。（图二：2）因目前残存的玉片仅此一组可以按原本的编号上下缀合，其余玉片的分解情况还不清楚。不过以目前钦陵（M1）发现的玉册颜色近于一致来看，表明它们极有可能是由一大块玉料分解而成。

似乎是因为在一开始的玉册规划设计里，它们的背面并不要求示人，这些背面虽然经过了粗糙的打磨——这也仅仅是为了放置平整而做的准备。不过解料工艺流程的痕迹却在部分玉册背面保留下来，显然这是研究玉册琢做工艺流程的绝佳标本。如，编号“上二十”的册片，背面呈现出以中部高、两侧低，而近两侧又高的微型波浪状起伏。这种平面上略显对称式痕迹，显然是玉工在制备玉册片时取用对切的工艺，也就是从玉料的两侧开始切割，最终切面汇聚到中间使之断裂分割的技法。剖面呈现的波浪起伏状，则是切割过程中因玉料过大、切割过深或是解玉工具不稳定而造成的抖动偏离现象。切割时使用的工具，从残留平直的解玉痕迹判断，可能是取用薄片的直条型铁或钢质的锯子来回磨蹭，并同时添加水和解玉砂的方式切割。

观察尚未受沁蚀污染玉册的正面，可知此面曾经过精细的打磨与抛光，形成如玻璃状的反光面。有研究者曾综合早期书写文字及刻铭玉器研究后曾认为：平面的玉器成为早期的书写载体，这似乎也是后世使用玉册礼制的滥觞（翁雪花）。在检视M1玉册片正面时，细微处并没有发现抛光过程影响到少量的字体“打稿线”、边栏定位时使用的“浅刻线”。依据如此痕迹所呈现出的先后“打破”影响关系，笔者可基本确认玉册册文碾琢应是遵循了：先抛光已切割规整的空白册片，而后再依照墨笔母本，在所制备好的册片上琢出栏线与字体的工艺流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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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2、3.李昪钦（永）陵玉册片的碾琢工艺

栏线与册文的琢刻工艺，以表现在玉册平面与字口凹面的琢痕来判断，显然是使用了圆形砣锯的旋转碾琢。线条的粗细均呈现出平面上为两头尖、中间宽的“枣核型”，字口凹面呈中部最低、并向两端逐渐抬高的形态（图二：2、3）。而线条的粗细则不仅和砣具的宽窄有关，甚至也受砣具在倾斜、垂直情况下与玉面接触面宽窄的影响。以玉片上碾琢的粗、细两类砣痕判断，玉哀谥册边栏、文字琢刻过程中，至少取用了不少于两种宽窄规格的砣具。在琢做中的先后流程可能是：先用较窄薄的砣具在抛光后洁净的玉片上竖直琢上由上至下的栏线，之后再用宽厚的砣具在打好竖直栏线条格内由上至下依次碾出册文文字。

图二：4、5

在玉面上琢字因为载体的不同，所呈现的笔意感觉与在纸帛本上书写出的笔锋饱枯、墨色晕染当不能相提并论。纵观M1玉册上的文字碾琢，字与字间结体虽不精道，但观笔画如毛笔法书中的露或藏锋走势、出锋与回锋也均有刻意表现。从留存痕迹判断，过程大致如下：

1﹒文字先用砣具初打稿线，用短促较浅的砣线琢出文字的架构；

2﹒再按墨书母本的笔锋与笔势，对单个线条逐一深碾、描摹加粗。

其间单短线条多为单砣，如背面编号“二”册片中之“以”、“仙”、“泣”；编号“上六”册片中之“光”及所有背刻的编号文字。再如琢字中极力表现法书笔锋走势，玉工使用砣具的反复描摹碾琢，如同摹拓的“双钩技法”，如编号“二”册片中的“艾”、“大”，编号“上九”册片中的“之”、“不”等（图二：4）。似乎可以想象到，在玉工们利用手中控制的砣具一砣一砣地碾琢着冰冷玉片的同时，法书的母本应该就铺展于眼前。不过基于实际文字的碾琢与以上分析可知，时下玉工对书法素养掌握显然十分有限，但他们却必须按母本法书的基本笔法、结构与走势去描摹。此类现象甚至遗留至到北宋早期。

有宋一代，是法书技艺流布天下的时期，整个国家对于书法的追求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而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年）10月泰山封禅时所使用的“禅地祇玉册”，在文字笔化处理上丝毫看不出书法艺术盛行下的影响，册文文字大多拙朴，使用单砣碾琢的笔画痕迹历历在目（图二：5），证实北宋文思院玉工对玉牒所言“如用真玉，碾字难成”、“良玉难刻”（《宋会要辑稿?礼》）的苦衷。另，玉牒上琢字速度如按北宋文献所记，官匠玉工仅“一日可琢数十字”（《宋会要辑稿?礼》）。

按预先书写的册文碾琢完毕后，最后一个步骤便是填金装饰。文字字口内的金可能是用软头类似毛笔的工具蘸醋泥金粉描填，抑或是用金箔直接填入。这种凹处填金的技法，让视觉上会产生类似错金的效果，可能即是当时所称的“销金”艺术（“经书则造於成都，用碧硾纸销银书之，卷首悉有销金图画。”故北宋称为“销金”意为填洒金粉，见（宋）范成大：《吴船录》）。在大部分经过填金的玉册字口内，均可见到残留的黑褐色物质，这或是底部用以加固泥金漆胶类碳化痕迹。

（三）缀合与复原

对这些玉册片的拼对与修复在上世纪50年代发掘后的报告整理过程中即以完成。而玉册片之间的文字缀合复原，虽在年所公布的二陵报告中即有所尝试，但因墓葬早年被严重盗毁玉册片残损过于严重，缺漏过多；再则是册文文字无文献著录流传索骥无门，复原难度大。

《南唐二陵》报告在“第五章”中专文辟出“第一节”来探讨“玉哀册及石哀册”问题。对玉哀谥册的复原与缀合，主要根据“两件石函的大小来进行研究”，并认为“这23片玉哀册是应该分属于两部哀册的”。其中第一函玉册“原数应为42片、上下排各20.刻着册文，最前还有两片，刻着某某皇帝哀册或谥册一行字”、第二函玉册“原数应为32片，上下排各15片，刻着册文，最前还有两片，刻着某某皇帝哀册或谥册一行字”，并从以上缀合排序后的文体内容分析后进一步推断：两份玉册分属于“先主烈祖李昪”与“元恭皇后宋氏”哀册与谥册“两种册文合二为一”的合体“哀册文”。年冯汉骥先生撰文对合体“哀册文”提出了异议，并认为残存玉册应该是哀册、谥册各两副。冯文对残字内容分析甚精，本文不再赘述，以下从出土石函、册简大小及编册排序角度予以阐述。

必须承认，报告整理者对出土于钦（永）陵（M1）后室东南侧室两件石函的判定十分重要。两件重体量的石函及大多数玉册片的出土位置，不仅似乎说明了原先墓中各随葬放置了大、小两组的玉册，还表明两套玉册原本就应该放置于后室的东南侧室当中。因石函内面尺寸各为×43（大）厘米、.5×41.5（小）厘米，玉册片统一长宽尺寸是16×7厘米，可推知大石函可放置不少于22片（约数为22.7）上下两排的玉册片，小石函则可放置不少于17片（约数为17.9）的上下两排玉册片。而玉册片中背后编号琢刻所谓“上”者，应该即是排列于石函中上排；直接琢刻编号无“上”者，则应是列于下排。册文也是对应栏线上下通读，故知上下两片合体的32厘米，才是一条玉册完整的长度（北宋上尊号玉册制度：“简长尺二寸，阔一寸二分，厚五分”，参见《宋会要辑稿?礼》、《宋史?舆服志》“册志”）。

有唐至宋，因时代早晚和政权割据造成度量的相异。烈祖李昪钦陵（M1）玉册片较唐代诸陵陪葬墓出土玉哀谥册片（多27-28厘米）、北宋元德李皇后哀谥册（30.8厘米）稍长，较成都发现十国时期前蜀王建墓玉册（33厘米）、高丽国仁宗国王（年）玉册（33厘米）稍短。

现存在18片玉册片可见背部编号之中，最大编数为“上二十”。假设这枚玉册片属于其中一组玉册的末尾，它们的排列应该是上下各20片，横向排列的总长度可达厘米，那么与其所配套的一组玉册片只能放置于大石函内。

年笔者在对这批玉哀谥册的重新检视中，发现刻有文字的玉册片可以按文字字体大小的不同分为两类，在进一步观察中发现大字体近乎是小字体的两倍。这类残存的大字玉片共计有10件；余下的为小字体，计11件。通过进一步地检视还得知：大字体的玉册片所刻字体，十分注意笔锋的流露；相比较而言，小字字体则更显得颇为随意。可能即反映出不同玉工之间琢刻技法和风格的差异。另外，在目前所见大字字口内几乎没有发现填金现象，而小字体的玉册片绝大多数字口内有填金或是字槽中残留黑褐色物质。上文所述“上二十”属于小字体玉册片。而这套上、下原共计40片琢刻着小字的玉册片，从横向排列总长度推断，基本可以肯定其原先是置放在大石函当中。而大字体的玉册片最大数为“上十四”，上、下原计共28片，上下编排后横向排列总长度放置于小石函中当然也绰绰有余。

现存10件大字体玉册片文字内容及残存情况，按玉册片背面编号依次列为下表（表一）：

表一：

注：…失字未完易疑似字□残字不识

现存11件小字体玉册片以上述同样方法依次列为下表（表二）：

注：…失字未完易疑似字□残字不识

这种按字体大小、装饰方法不同将两类玉册片甄别分开后，核对册背面的编号也并无重合者。如此我们似可以进一步假设：大、小字体玉册片可能各属于哀册或谥册中的一篇，这也有助于将3件因断残失去编号的玉册片安置到原位置。

在大字体玉册片中保留了一件背刻“上一”的玉片，也就是该篇册文第一片。其文字格式比照年下葬的前蜀王建永陵谥册文，以及此后下葬于北宋真宗咸平三年（年）的元德李皇后谥册文，格式和行文上竟具有出乎意料的雷同性。

按通常谥册册文的文体结构而言，其句首开篇一般均为“维某某（年号）年岁次XX（干支）”再紧跟“子嗣皇帝臣某某（皇帝名）伏以”，后缀以歌颂功绩的押韵四六骈体文。如，“上二”中“文皇定业，渍之德泽，熏以声教”、“上六”中“九庙移而再立”“文德光乎区外”等。此后为告享庙堂遣某某官员奉“宝册上尊谥曰光文肃武孝”（上十二册），接着便是祝求神灵临凡接受这次典祭；终以“呜呼哀哉”（上十四册）结篇。

大字体玉册片无编号残存“太坛”与“谥”，因“太坛”所指祭天高坛（如“今月乙亥，升礼太坛”，语见（唐）姚思廉：《陈书?高祖本纪》），即是南郊祭天高坛，与王建谥册文后段的第四十一简“清庙□□□宜□于明堂”可对应。两处原意表达是指：告享天地上尊谥号之愿，再由有司奉宝册上尊号的过程。以行文规律和字数推测，这件无编号的大字玉册残片，最有可能置于“上十二”册之前，且很有可能是第十号的下排册片。

小字体玉册片首片已残失，从编号最靠前的第“二”片开始，文字多是陈述悲痛的哀悼辞句，如“以号以泣”、第“上九”片的“克勤克俭，弗伐弗矝”、第“十七”片“愁画惨惨兮，如晦昊天亦泣雨”、第“上十九”片“玄扉蠢汇伤情兮，凝魂”故均为哀册片无疑。

无编号小字体玉册片有“钦陵礼也”残字（该玉册片琢字面，在琢字后又被重新碾磨过，发掘者认为是“盗墓者刮的”，可参见《南唐二陵发掘报告》第88页）；而笔者认为琢磨玉片并非掘墓者轻易可为，可能是琢做过程中可能出现册文修改、或是排序有误而刻意抹去，但其仍然被使用，具体情况尚不清楚，在此尚归入整个哀册文内审视缀合，对比如王建永陵哀册第三简有“神驾迁座于永陵礼也”、元德李皇后哀册第三残简“永熙陵”，同片另有“玄宫”残字与王建永陵哀册第五简“玄堂启扉”的行文内容可相对应，按行文规律极有可能是哀册第一排下的第“一”号册片。

另一片无编号玉册片，残上留下，编号可能碾琢在该册片背面的中段偏上，故而不见。因其文“…冈不蔓延其祥…”与第“十”册文“…辐湊其仁…”行文对仗规律，推测这枚无编号册片位于第十一号的上排位置，即“上十一”。

由此可大体推断出钦陵（M1）所出土玉册片所载册文的歌颂、哀悼对象为先主烈祖李昪，内容确可分为哀册与谥册两篇，且符合长久以来哀册文字多于谥册行文文体的一般规律。哀册碾琢小字体、字口镂金，原正文玉册片共计40片（上下各20片），目前其上排缺失15片、下排缺失14片（图三：1）。谥册共计28片（上下各14片），目前其上排缺失7片、下排缺失11片（图三：2）。

1.哀册

2.谥册

图三：1、2.李昪钦（永）陵哀册、谥册缀合

（四）石册匣的使用

文字若按上述编排裸露放置在石函内：玉哀册片在大石函内，左右两端尚有近10厘米的空隙，上下也有5厘米稍多的空档；玉谥册片放置在内，小石函两端尚有近14厘米的空隙，上下的空档也接近5厘米。四川成都发现葬年下葬的前蜀王建永陵中曾出土过未经扰乱的玉质哀谥册各一套，与南唐钦陵中所见三栏合体一片不同，王建的哀谥册为单枚条形。参考其编排序列，在哀谥册开头和结尾均置无文字但具有装饰性的“褾首”。据《宋史·舆服志》载，即所谓：

（简）前后褾首四枚，二枚画神，二枚刻龙镂金，若捧护之状。

（永昌陵玉册）每册条六十，内一十条，折褾四片，五十条书册文。（《宋会要辑稿·礼》）

前蜀王建永陵中哀谥册简的前后端置彩绘画神龙贴金褾首，并“较其他各简约宽三倍半”，同样的情况也见于高丽仁宗玉册的编排（褾首两端为线刻持长柄斧钺武士像）（图四：1）。因而钦陵（M1）石函与玉册片两端间的空端正可以放置那些无字册片做以“褾首”之功能。钦陵（M1）发现的无字玉册片可分为7厘米与2.5厘米宽两类，若哀（大）、谥（小）两组玉册片分别置2.3厘米与7厘米的无字玉册片在两端，其两端与大、小石函空隙均能控制在7厘米左右。

剩余的空隙又会安置何物？按以往考古所见，唐代陵区高等级陪葬墓中，曾发现置于墓室前端的木质册匣残痕。再观察李昪钦陵（M1）玉册片，出土时上部多粘黏着漆皮与铁锈，又按上文推测计算，玉册片与大、小石函间可能原先存在有均等的距离间隙。均是原先存在过盛装玉册漆制“册匣”的证明。在相对其稍晚的北宋册匣制中，按学者对元德李后陵玉册、册匣研究（孙新民），及《宋会要辑稿》所载：

册匣长广取容册，涂以朱漆金装隐起突龙凤金鏁帉錔。又纽红丝为条，以萦匣册。案涂朱漆，覆以红罗销金衣。（《宋会要辑稿·礼》）

册匣形制大致可参考保存较好的前蜀王建墓出土复原者，其哀谥册外部的漆匣木质虽然已经朽烂，依然可以看出朱红的匣体，另在匣体表面所装饰的各类银脱镂空花片、周角包边银扣饰、银提环、铁锁也均大体保留在原位置（图四：2）。钦陵（M1）部分玉册片上的丝织物痕迹，似乎也能证明文献中有关玉册瘗藏时，需要使用精美花纹丝织品包裹的记述。

1.高丽仁宗陵（年）玉册

2.前蜀王建墓（年）册匣

图二：5

目前发现时代最早哀谥册石函见于唐晚期僖宗的靖陵，墓内同样放置两件石函。其中盛装谥册的石函稍小（92×62×17厘米），所置哀册的石函较大（.5×78×18厘米），这也正与我们所推测钦陵（M1）出土谥册与哀册情况相符。另从册文本身而论，钦陵（M1）哀册石函稍大于谥册石函，也符合有唐以降的册文长短的规制。不过根据上述推测复原册函间隙，外部石函可视为册匣的盛装函套，至于钦陵（M1）其石函上是否有函盖，仅从玉册片上粘黏残留的少量漆皮、铁质品看，目前还不足以为证。

三、李璟顺陵（M2）册片及其他

（一）出土状态及保存性状

因墓室同样在早年被盗严重，册片混杂着泥土分布凌乱，按报告描述：

大部分在后室的棺床上下，有的在棺床上的淤土中发现，有的在棺床东侧及西侧的淤土中发现，还有一小部分残块出土在前室淤土中。

与钦（永）陵（M1）册片放置于专门的侧室不同，从顺陵（M2）大部分册片的出土位置分析，当时册匣的放置要靠近墓主灵柩放置的棺床附近（图一：2）。

目测顺陵（M2）残存册片，均已成为白色呈粉灰结合的块状物体，表面受土色浸蚀略偏黄。在检视过程中发现，不少册片断裂面剖面中心部分仍然保留极少量带有气泡的乳白色物质，册面保留绞丝状的烧结纹——而这种烧结纹恰是琉璃的熔结后的特征之一。加之风化后质地酥脆并易剥离，整体呈现白色粉化形态，均是当时国产高铅琉璃风化受侵蚀后的标准形态（宋时“琉璃”一般指国产高铅半透明或不透明状玻璃制品，“玻璃”指进口透明玻璃制品，第-页）。综上，笔者认为顺陵（M2）册片以乳白色琉璃作为玉料的替代品，因唐宋以降琉璃多可做玉料的替代品（玻璃时下又名“药玉”、“假玉”，至元代称“瓘玉”，参见《玻璃器史话》，第、页），故亦可名为“玉册”。为与上文钦陵（M1）玉册片以示区别，此处暂称为“琉璃册片”。

这些琉璃册片受埋藏环境影响，风化剥蚀导致残损十分严重，未发现单件完整品，残断者共计37片，现存有文字的计17片；另有3片“特殊形态”，在此不归属于“册”类（图五：1）。琉璃册片宽度大致为均等的2.8厘米，厚1厘米，呈窄长条状，观察所有残存册片，在侧面两端未发现有横向的穿孔痕迹（唐玄宗禅地祇玉册、前蜀王建墓、宋元德李皇后哀册、宋真宗禅地祇玉册和高丽仁宗玉册中横穿贯以金属线的穿缀方式不同；唐玄宗玉册描述及研究参见那志良：《唐玄宗、宋真宗的禅地祇玉册》、邓淑蘋：《唐宋玉册及相关问题》）。每件琉璃册片只刻字一竖行，字由砣具碾琢阴文，字口深浅不一、笔画亦有锋有势，部分字口内残留填金及底部的褐色物质。

另3片“特殊形态”带有文字的琉璃片，体较琉璃册片厚，其中剃地阳刻篆文两件，凹地面残留填金痕迹。另一件平板状，顶部残断，下留有凸出的榫头，一面上端砣琢阴文，残留填金（图五：2）。

1.拓片

2.照片

图五：1、2.李璟顺陵（M2）琉璃册残片

（二）缀合及特殊残片的功用

琉璃质不同于石或玉质，在受损或埋藏环境急剧更替中，便会加剧其结构的变化，即是所谓的沁蚀与风化。顺陵（M2）的琉璃册片能辨别文字计16片，断口风化严重已近乎无法判断，以致目前单件册片平整端面，不能确定是册片的原两端。残存册文中留有“尊谥曰”的刻字，所以至少可判断原先册片中其中应该有谥册一套。虑及李璟下葬已是中原的北宋建隆二年（年），相比较出土材料中同时代的哀谥册墓葬：其晚于前蜀王建永陵（年）43年，却早于咸平三年（年）下葬的北宋元德李皇后39年（葬于年的后蜀孟知祥墓中曾发现有玉册残片，尚未公布，详见成都市文物管理处：《后蜀孟知祥墓与福庆长公主墓志铭》）。以上两例均可做比照如下（表三）。

表三：

以永陵、元德李皇后墓处共4组玉册与之对比，其内容有三处颇为契合，如谥册开头干支纪年前的“岁次”二字，以及“以柱国赐紫鱼袋”为负责上谥号的有司官员，这些内容一般只会出现在谥册上；而“其徒惊兮”无疑是属于哀册的悼念文辞。所以仅从文辞用语上分析，顺陵（M2）中可能至少随葬了琉璃质哀册与谥册各一套。按报告整理者的研究，现存留“弟居储元”、“髯断稽山鸟”残册文字语气分析，其中有一册应归属于中主李璟（此内容详见《南唐二陵》第80-90页）。

带有剔地阳文的2件琉璃残片，较大者存两字读识为篆文正书“元宗（敬？）”、较小者存一字为篆文正书“后”。在“元”的上、右依然存留有阳文的边框；“后”的上、左处也同样残存。显然这不是琉璃册片，笔者判断，这最有可能是与哀谥册的放在一起的琉璃“谥宝”（刘毅）。

唐代陵墓或号墓为陵者始有谥宝之制（谥宝之制虽始于唐代，但未见详载，目前只在《宋会要辑稿》与《宋史?舆服志》中提及），考古发现最早的是西安唐玄宗长子李崇齐陵出土的2枚汉白玉谥宝（图六：1）（唐肃宗至德元年（年）诏书改葬，此时尚在安史之乱，改葬李琮应在收复两京之后，图片源自大阪市立美术馆、中日新闻社：《大唐王朝女性の美》），此后即是著名的成都前蜀王建永陵出土的1枚兔（龙？）纽汉白玉谥宝（图六：2）。谥宝又简称为“宝”，按北宋《宋会要辑稿·礼》记载为帝王宗室上尊号内容时所提及：

其宝，门下省造，用玉，篆文。广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填以金（后略）

可知谥宝由门下省督造，质地用玉或类玉的材料，印面所琢内容为篆文，尺寸有规制，字口内要填金。

李璟顺陵（M2）的谥宝残损严重，纽未见，仅保留印面的2字稍强。按唐齐陵出土“奉天皇帝之宝”、“恭应皇后之宝”的谥文，印面应为6字制式；或如前蜀王建永陵谥宝，加上所有谥号可多达至14字。

1.唐齐陵出土“奉天皇帝”、“恭应皇后”谥宝

2.前蜀王建永陵出土谥宝

图六：1、2唐至五代的谥宝

检史可知，南唐中主李璟虽在后周（显德5年）的强大攻势下，于年（南唐中兴元年）自去帝号（“夏五月，下令去帝号，称国主，奉周正朔，以交泰元年为显德五年。”见马令：《南唐书·元宗本纪》）。但在其年逝后，继位的后主李煜遣使入朝已是北宋建隆二年，宋太祖赵匡胤同意追复李璟帝号，故由南唐自主上谥号为“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以“顺陵”为陵名，尊庙号“元宗”（“遣使入朝，乞追复帝号，太祖皇帝许之。谥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葬顺陵，庙号元宗。”见马令：《南唐书·元宗本纪》）。李璟原配皇后钟氏晚至年（宋乾德三年）逝，谥号“光穆”（《南唐书·女宪传》），理应以“元宗光穆皇后”身份合葬顺陵，开钦陵二次葬入钟氏皇后时，也可以同时放入了标示皇后身份的白琉璃谥宝与册。

琉璃谥宝现存有“后”字，这表明其无疑原属具有皇后或等同身份的女性所用。“元”后有一字不清，但无虑其他，“元”后应加某某谥号，或是与“元”组成的庙号称谓。依据“元”下残存并具篆字正体的少量笔画来看，此字很有可能是“宗”的变体或“敬”的篆书。此字之后可能是“皇”才能与残留的“后”字相衔接。最后两字，可参考唐代齐陵制式及五代前蜀王建永陵谥宝自名“之宝”或“谥宝”均皆可。若按此推测，复原的谥宝可能是2枚，印面可能为6字，左右各三正书阳文篆字，右始由上至下顺读（图七）：

“元宗皇帝之（谥）宝”或“光穆皇后之（谥）宝”（按“元”下一字，按残存篆书笔画，可能是“攵”，可能为“敬”；按南唐先主李昪之妻宋富锦谥号为“元敬”，若是，为何出自李璟之钦陵，或为盗墓者的侵扰？尚不可知。）

图七顺陵出土琉璃谥宝的复原构想

另有一件大块的琉璃残片，带有“？号之宝”阴刻文的琉璃排片上端残失，从行文上分析“号”前应是“谥”字，再上部可能为“元宗皇帝”或“元宗皇后”。下部保留完整倒梯形凸出的榫头，说明其下还应有插座类的装置便于插销竖立，类似神主牌位（图七）。考古发现时代较之偏晚的安徽嘉山县陇西恭献王李贞夫妇墓中，灵柩供台前放置有“吴孝亲公主朱氏之柩”玉质神主，说明在明代早期尚存有此类葬仪（图八：1、2）。

1.李璟顺陵（M2）琉璃神主复原推想2.“吴孝亲公主朱氏之柩”玉神主

图八：1、2

传世文献所记，谥宝下葬安放时，还需要有类似印匣类的容器盛装，做到秘不示人。前蜀王建永陵谥宝发现时，其外置两重银平脱胎的漆木函尚有痕迹残留，报告整理者冯汉骥先生认为此便是文献所谓的“宝盝”。又，按《宋会要辑稿》描述北宋宝盝为：

（宝）裹以红锦，加红罗泥金夹帕，纳于小盝（中略）又盝二重，皆装以金，覆以红罗绣帕（后略）（《宋会要辑稿·舆服》）

据上推测，李璟顺陵（M2）琉璃神主牌位便是竖立于这样宝盝前部。

余论

有关玉哀谥册和谥宝在墓室当中的摆放位置，按陕西发现盛唐时期节愍太子（年）玉册片出土情况，发掘者认为其原可能置于墓室与甬道交界处（或后甬道）；唐让皇帝李宪（年）惠陵玉册片也集中发现在墓室与甬道的交接处。所以有唐一代玉哀谥册与墓志的安放位置相对邻近，却与墓主人的灵柩相隔一段距离，在墓室功能区划里并不属一个空间范围之内。有学者指出，大型墓葬地宫部分的内甬道，相对应墓主身前生活空间即是“内廷的内殿、寝殿间还隔着庭院”（傅熹年），那么按此推论，放置玉册、谥宝的甬道和墓室之交部分，即可视为墓主阴间寝殿的正殿门之前。

至五代时期，前蜀王建（年）永陵宝盝则放置在后室石床之上王建坐像正前，哀谥册亦置石床上。又，按南宋李攸曾亲历北宋英宗（年）梓宫下葬永厚陵并留有记录：

北宋时设放玉册和谥宝于梓宫御座前端，安放仪式当在玄宫两重大门最终闭合之前（刘未）。李璟顺陵（M2）琉璃册片绝大多数发现于棺床上及周边，放置册匣和宝盝位置也不会太远，很有可能置于棺床前端或特制的漆案上。

五代时期发现的玉器数量相对其他时代而言，可谓凤毛麟角，所以就现有考古资料尚不能建立起断代研究的细化标尺。五代十国虽是一个分裂割据的时代，但其各政权的代表，多是唐末藩镇割据势力，他们中那些参与政治实体运转的高级阶层大都经受过晚唐文化的熏陶，向往丰腴富贵的艺术气息，对于唐代礼仪制度的继承和延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目前的考古发现至少可以说明，混乱的时局并没有造成类似玉作手工业的消亡。相反情况下，此时的各政权如前蜀、南唐及吴越国等，均拥有自己的玉器制作团队，其不仅能自主的琢做玉器，还能满足着国家礼用玉的需要。就立国处于五代中后期的南方南唐玉器的发现看，因受到中原历届强大军事政权的阻隔，从而造成玉料来源受到限制，玉料质地参差不齐的情况加剧，特别是块大、质优的和田玉料十分奇缺，这正与极力交好中原政权并屡屡受赠到上好玉料的吴越国情况相反（蓝春秀）；因为政治隔绝和军事的封锁，到南唐政权的中晚期甚至发展到只能以近似的琉璃料来充当玉料的窘境。伴随着南唐的覆灭，南唐玉工们劳心费力琢治的那几套金碧辉煌的玉册，并在一场有预谋的盗掘中烟消云散。

编辑丨黎媛媛张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