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丨宁波海洋文化的独特魅力
宁波因海而生,因海而兴。宁波人民以海为伴,与海共生,创造积淀了深厚的海洋文化底蕴,熔铸了“海纳百川、勇立潮头”的精神品质。 早期的海洋文化组成部分,以狩猎为主,木石击鱼,捕而食之,或将河滨的水排干后捕捉,这就叫“竭泽而渔”。我国海洋文化传播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有两大系统:即是北方滨海地区的龙山文化和南方滨海地区的百越文化。百越文化以河姆渡文化为母系,形成了覆盖现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百越文化,它不仅代表了长江流域的文化起源,也展现了华夏大地海洋活动的曙光。可以说,河姆渡文化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萌芽。 百越先民“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年前,地处沿海的河姆渡先民已经走向海洋,开始了对海洋的探索。在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完整的陶舟和6支木桨,以及一只独木舟残骸。出土的夹炭黑陶舟形状为半月形,两头尖,呈现梭状,基本上保持了后世出土的独木舟的形状,是当时现实生活中所造独木舟的写照。出土的独木舟残骸中间挖空,横断面呈弧形,一端为收敛的尖圆形。与独木舟相对应的则是有段石锛。刳木为舟,有段石锛是新石器时期专用于独木舟制造的先进生产工具,是河姆渡文化的典型器物。有段石锛的出土表明河姆渡先民开始用这一工具制作海上活动的工具。出土的独木舟就是河姆渡人利用有段石锛制作的产物。更为重要的是,以河姆渡为源头的有段石锛还进一步向外传播,逐步传播到浙江沿海、舟山群岛、台湾、日本群岛,乃至遥远的太平洋岛屿。专家认为,这是河姆渡文化通过赤道逆流的漂航向海外扩散的物证。 有了有段石锛及其产物独木舟的支持,河姆渡人初步掌握了驾驭水的能力,并勇敢地借助舟楫涉足海上,向海洋索取生活资料。在遗址中就曾发现大量来自海洋的鲸鱼、鲨鱼等大型鱼类的鱼骨。既而在冒险开拓的海洋精神激励下,河姆渡人的稻作文化、制陶文化、建筑文化等诸多首创也借助海洋实现了对外的传播。考古学家安志敏指出:“以河姆渡及后续者为代表的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文化的若干因素,影响到史前日本。如绳文时代玉玦、漆器以及稻作的萌芽,弥生时代及其以后的干栏式建筑,都可从长江下游找到渊源关系。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木桨和陶船模型,沿海的舟山群岛也有同类遗址的分布,至少证实当时具有一定的航海能力。特别是结合绳文时代的玉玦、漆器和稻作萌芽,已与长江下游的新时期文化有所联系。”就河姆渡文化而言,遗址中发现的独木舟、有段石锛、稻谷等诸多文物已经充分反映了当时的海上活动,这些海上活动虽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以海上贸易和海上人员往来为目的的海上丝绸之路,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是下意识乃至被迫的海上活动,但其中却蕴含了创新、开拓、团结等诸多内在的海上丝绸之路精神。这一海丝精神深深地烙印在甬城大地上,烙印在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群中,且血脉相传。同时,这一海丝精神也如同生活在地中海沿岸的人群一样创造出了海洋文明。而这海洋文明又与原生于中原地区的陆地文明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从而产生了具有华夏印记的、独特的华夏蓝色海洋文明。在海丝精神的激励下,在华夏海洋文化的孕育下,宁波产生了王阳明、黄宗羲这样的思想巨匠以及以他们为代表的浙东文化,也产生了至今依然影响着世界的宁波帮以及宁波商帮文化。中国自古就有“四海”之分,这种清晰的地理空间概念,其实也是一种文化空间概念。新石器时代的海洋贝丘遗存,从海洋捕鱼到海岛定居,几乎是不分先后。而海洋文化具有多样性、典型性、地域性、集体群创性、刚毅性、广泛性、普遍性、丰富性、休闲文化性、海钓娱乐性等基本特点。从早期的捞网、扳罾、掏乌贼(游动的),中期的张网作业(三角窗、四角窗),到近代的拖网捕捞方式;从渴求生存,以水为家,四处漂泊,动荡不安,到现在乐观进取的精神面貌,进一步说明海洋文明蓬勃发展的轨迹和“海陆一体”的完整性。简陋的独木舟、粗糙的有段石锛、艰苦拼搏的河姆渡人,这些已经远去。但其中所蕴含的海丝精神依然影响着当下,成为现今社会必须传承、必须弘扬的精神坐标。当下,海产品储藏、运输、销售等重要环节,烹饪加工、风干、晒干、腌制加工,更能说明标准化、品质化、多元化、时尚化、简约化、信息化、数字化,每一枚贝壳、每一片风帆、每一张渔网都彰显着宁波独特魅力和海洋文化的勃勃生机。总之,宁波海洋文化蕴含了丰富的海洋精神。这就是:舍己为人的牺牲精神、协调相处的和谐精神、企盼吉祥的奉献精神、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和蕴涵着不畏艰险开拓进取的精神。这些精神放射出宁波海洋文化无限的魅力。本文发表于《渔文化》/04总第81期公益性传播,非商业用途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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