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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十分钟,带你涨知识土地是有声音的,也有记忆,就像人的身体也是生根在故土中一样,每当喊出一嗓子乡音,浑身都通透了。——苏阳撰文

梁珊珊9月19日、20日,《文化十分》摄制小组跟随音乐人苏阳,回到他的宁夏银川老家,拍摄“我和我的家乡”选题。有位网友回忆大学开学时班里有位来自宁夏的同学,在介绍家乡地方特产时,除了列举了宁夏五宝,枸杞、甘草、贺兰石、滩羊二毛皮、发菜外,还有一宝不得不提,就是苏阳。他的歌声里,有漫天黄沙的西北大地。唱了一辈子花儿的“金嗓子皇后”李凤莲见到苏阳后,热情地握着他的手,“你是大明星,我们都知道你”。

苏阳的演唱会现场格外地“炸”。乐迷们随着音乐节奏跳跃,挥手,边唱边摇晃着身体。

在当下多媒体环境下,苏阳更是顺应大众审美需求,追求艺术更立体的表达。他不仅写歌唱歌,还亲自画舞台布景,参与舞美设计,办展览,出书《土的声音》……

走下舞台的苏阳,看起来并不像明星,也不像艺术家。或者更准确地说,与我们想象中的艺术家气质不同。不管何时何地看到他,永远都是一身黑装扮,黑上衣,黑裤子,黑鞋子,当然,还有黑黝黝的皮肤。

与舞台上那个狂放不羁的西北汉子,以及那洋溢着黄土地似的粗犷和猛烈的音乐风格相反,生活中的苏阳,依然保留着南方人的淡然、温和、内敛,全然没有摇滚明星的光环和桀骜。面对镜头聊起音乐和艺术时,他又变得严肃认真,思维逻辑清晰,有自己内在的一套语言体系;回答问题时,他拒绝概念化地阐述,更倾向于个体化、个性化的表达。

身边熟识的朋友和粉丝们都喜欢喊他“苏伯伯”,这个称呼似乎更契合苏阳本人及其音乐的气质。有人形容这是一股厚重的大西北的“沙尘味”,也就是粉丝们格外钟爱的“土味”。

某种程度上,这与他早年底层生活经历有关。在走入大众视野之前,苏阳做过电工,在工地和过泥搬过砖,在维修厂看过仓库,也曾加入文工团,全国各地走穴混场……后来他组建乐队,在厌倦了欧美摇滚的歌唱模式后,他回归本土,在黄河流域的花儿、秦腔、信天游等民间音乐中汲取养分,唱出了大西北版的土根摇滚。

我的家住在同心路边上

我的家住在同心路边上

那里有我的爹和娘

黄河的水呀

在远方流淌

风沙伴我在成长

从哪里来呀

问我的爹娘

不远千里到边疆

生活太简单

年年都这样

幸福总是在前方

——苏阳《长在银川》

(年,苏阳根据自己在银川的成长经历创作)

年上映的音乐纪录电影《大河唱》里有这样一幕:在哈佛大学的一场分享会上,阶梯教室里坐满了观众,台下一位观众与苏阳交流,提出苏阳演唱的花儿与摇滚结合,有新意但不够纯正,不够原汁原味。苏阳回复说:“我不能照着一样地唱,他们从小放羊,生活环境和我是不一样,我是厂矿子弟,我得站在苏阳的角度,唱苏阳的生活。”

9月19日,我们拍摄的第一站,就来到苏阳歌中唱到的银川市同心路。这里或许有了解苏阳个人成长和音乐创作理念起始的密码。

▲苏阳在同心路

下车后,我们步行穿梭在同心路街道。他抬头指向路边一栋楼房,那是他的家。以前,每天一打开窗户,如果是晴天,就能看到贺兰山;傍晚时分,还会看到贺兰山清晰的轮廓线。“几十年都是看着那个山,所以总觉得我跟它之间有一种联系。”苏阳说。

同心路商铺林立,建有一个综合性市场。上午九点多钟,路上的行人和车辆还不算拥挤。直等到中午,沿街的小摊贩才热闹起来。羊肉铺的老板用驱蝇拍驱赶着蚊虫,卖蔬菜的摊主熟练地为顾客打包,刚烤好的红薯还冒着热腾腾的白气,石碾下面是碾好的红艳艳的辣椒面,还带着零星泥巴的红萝卜挨着很少见的宁夏黄萝卜,偶尔也能听到商贩招揽生意的叫卖声……

近几年,苏阳回银川的时间少了,这里的商贩也早换了好几拨,虽然跟他们并不熟络,但他熟悉的市井的烟火气一直没变。

苏阳记得,刚到银川那几年,粮食蔬菜都是计划供应的。每个月,他都会跟父亲去购置一次粮食,一袋子五十斤的面粉,用自行车驮回来。

那时候,这里就是一条贫瘠的小路,小路旁边一开始有人做点小买卖,卖点酸枣、瓜子什么的,时间长了,大概到九十年代初,街上慢慢开始扎堆做生意。

这个地方基本上伴随了苏阳的少年和青年时期,从7岁到结婚生子,再到组建最早的一支电声乐队。同心路从一条小土路,变成如今宽敞的大路,被命名为同心路。年,苏阳回来参加当地音乐节的演出,当时宁夏电台办了一个活动,从听众里面寻找会唱苏阳歌的人与苏阳同台合唱。当一个六七岁的小姑娘,用稚嫩的声音唱起“我的家住在同心路边上”,他特别感动。“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可能在北京待的时间太长或者后来因为做黄河今流项目,走过了那么多地方,可能这样实际的被唤醒的时刻越来越少了。”

虽然苏阳自认是银川人,但七岁之前,他是在浙江生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支援西北建设,来自全国各地的有为青年人涌入宁夏。苏阳的父母都是支边移民,两人十几岁就来到宁夏,支援边疆建设。

那是年,苏阳的母亲把苏阳从浙江带到宁夏。火车抵达的那一晚,苏阳记得父亲骑着一辆二八自行车将母子俩接回去。因为旅途劳累,苏阳一回到家就迷迷糊糊倒头睡下。等到第二天早上醒来,出门一看,一望无际的黄土地,一点绿意也看不到。这跟他之前的生活环境太不一样了。

苏阳父母都是氮肥厂矿工,苏阳就跟着他们住在家属院。那里都是来自天南地北的外地人,有山东人、东北人、河南人等等。仅仅一个月后,苏阳就丢掉了南方口音,学会了银川普通话。后来他用动情的笔触描述过这段生活:

"

在很多那样的地方,贫瘠但是倔强地长着我们的父辈,苍凉的黄沙滩和土房,黄色的村落,没有一点绿色,冬天枯草边的结实的冰,和来来去去相处一辈子的人,他们能把村子里每一家了解得很熟悉,我们的爸爸和妈妈叔叔和阿姨们,忍受贫瘠,在这里建工厂,造化肥,他们为忙碌后的低工资无法维生而争吵,哭,为生活的一点点改善而从心里笑。

"

年前后,父亲的厂子分房,苏阳随家人搬到银川老城区。小区紧挨着唐徕渠。苏阳记得当时只有一辆公共汽车,4路公交,那辆车往南拐弯的时候,会经过一大片农田,一望无际的良田。因为之前的居住环境都比较荒芜,苏阳对田野的认识,是从那片田开始的,“绿油油的”。

被黄河“染黄”的人

宁夏川

两头子尖

东靠黄河西靠贺兰山

金川银川米粮川

糜子黄

山丹丹花开

黄河的水流富两岸

盼只盼那个吃饭不靠天

地当床

天当个被被

血埋在地下长出个并蒂莲

中卫城的丫头子固原的汉

东靠黄河西靠贺兰山

——苏阳《宁夏川》

(年,苏阳根据宁夏民歌改编而成)

年,16岁的苏阳第一次离开同心路老家,来到陕西。

上初中时苏阳曾因逃学被学校开除,高一时再次被开除,所以只能到陕西西安上中专,学了电工。

上了技校,苏阳也没安稳下来。因为一曲《西班牙斗牛士》迷上了吉他,之后经常逃课在宿舍练吉他。

毕业后,苏阳去工地做了小工,每天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一块七毛五一天。筛沙子,和灰,推车,撂砖。苏阳觉得这个工作“挺好”。那样的年纪,人身上仿佛总有使不完的劲儿。

七八月的时候,人都快被蒸熟了。卷扬机从早到晚不停,苏阳要跑着推斗子车,上料、上灰。累得大汗淋漓,就守着水龙头猛灌凉水,硬是把自己喝出了肠炎。

一次偶然的机会,因为会弹一点吉他,苏阳经人介绍进了乐团,之后又加入了全国走穴大潮。他日后回忆起这段经历,感觉有点类似贾樟柯电影《站台》中的文工团生活。

一辆大卡车载着一群“文艺青年”,过着乞讨般的表演生活。每天五块钱的生活费,只够吃两顿饭。没地方休息,就直接睡在舞台上;节目不够了,苏阳就上去唱个歌顶一下。每天的工作都一样,早上把很重的道具箱抬上拖拉机后,急急地赶往下一个县城,中午或者下午搬箱子,装台。累得一身汗,迅速被冷风吹干,在混合着牛粪和旱烟味来往的人群里,在拥挤的县城剧场外,挂出那些已经皱巴巴的满是脂粉和亮片的演出照。

那时候的苏阳,生活饥寒交迫,对未来充满迷茫。

“在涌动的人潮,陕西话、南方话和普通话各种口音在坚定地呼喊,可我听起来那么茫然,那个二十岁的我……”

当每天晚上都想吃一口宁夏的面的时候,苏阳意识到,自己早已经被黄河水染黄了。

倦鸟归林。22岁那年,苏阳回到了同心路。第二年,他就跟一个秦腔演员结了婚,很快生了个娃。

火热的九十年代,摇滚乐来了。苏阳心里的音乐梦再次被点燃,“我们为之激动,心跳得震天响。”苏阳坦言,虽然自己不是九十年代摇滚浪潮的弄潮儿,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参与者。就在“魔岩三杰”在香港红磡演唱会结束的第二年,留起一头长发的苏阳,在银川组建了一支摇滚乐队,起名“透明乐队”。

他们每天就在同心路边上演出,办舞会。苏阳形容这是一支纯粹的电声乐队,“用吉他、贝斯、鼓,按照大家当时耳朵里听到的磁带上的那个声音去演奏,特别火爆,舞客特别多,一千多人,每天几乎连门票都买不到。”苏阳当时担任的是吉他手和乐队编曲,演出曲目都是翻唱的当时的一些流行音乐,模仿港台和西方乐队。

之后苏阳还开过酒吧,却把自己喝垮了。就这样疯魔到30岁,为了生计,他去了银川的虹桥酒店,当了舞台总监和伴奏乐手。

年轻时的苏阳经历过底层生活的困顿,即便成名,他也始终接着地气,活得入世。在拍摄的第二天,苏阳去拜访了63岁的花儿歌手李凤莲。他感慨李老师一副好嗓子,却没能给她带来多少物质上的回报。同行的摄影师笑言,或许对李老师来说,唱歌本身就已经足够让她感觉幸福了吧。苏阳不以为然,“谁会跟钱过不去呢”。

▲苏阳与花儿歌手李凤莲

人与土地与歌

像草一样

我要带你呀去我的家乡

那里有很多人活着和你一样

那里的鲜花呀开在粪土之上

干枯的身子呀埋在地下哟

像草一样像草一样

陌生的人呀经过我的村庄

听我像风中的树叶为你歌唱

这歌声啊是黑夜做的衣裳

你听见我的心跳和血在流淌

血在流淌

——苏阳《像草一样》

新世纪到来了,银川和中国的很多城市一样,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道路越来越宽敞,交通工具从自行车到摩托车再到小轿车,夜晚的霓虹灯将黑夜装饰得浮华绚丽,流行音乐响彻大街小巷,人们的娱乐方式更加地前卫和时尚。

然而,物质的充裕并没有带来人们精神上的富足。

苏阳敏感地觉察到这一切。

他在第一张专辑《贤良》的前言里发出了质问:

我们的生活在发生改变,跟随逐渐嘈杂起来的小城镇。日出的时候,各种街心公园,伴随忙碌起来的汽车喇叭声,老人们把迪斯科等音乐开得天响,在跳舞。夏利牌出租车和拖拉机,还有摩托车擦肩拥挤……不远处,即是一大片充斥各种化肥的田野,哪里不是这样呢?一切虚幻而真实,我们的生活更多的由此组成,我们说什么原生态?

我们的血液在悄悄地丢掉,因为我们想要换成统一标准的所谓世界化,换成向前看齐的统一姿势,穿上统一品牌的职业白衬衣,我们手里的琴声要用统一经典的音色来衡量优劣,以各种分类,在此包裹下的喉咙和心脏渐渐随着改变。

但是,街道的两边,依然集结了各地的方言,陕西人的面馆,乡音明显的宁夏人,甘肃的面馆伙计,新疆的羊肉串,河南来的真假和尚,在西北各种装修很爆发的酒吧里,深夜的划拳声,浓重的西北口音,依然像在战场,这是我们加快脚步的结果,新世纪的新民间,在新的音乐形式下,曾经发出了鱼鼓书、贤孝、秦腔的声音的人群,在今天,我们可以有自己的语言吗?可以有自己的习惯吗?能发出离人群最近的歌声吗?能在生活中歌唱吗?能让眼泪和笑都在歌唱里更直接吗?能尝试让血液回到身体里来吗?通过喉咙,可以有自己的身体发出的歌唱吗?

希望能听到我们掩盖在笨拙的表达下的声音,有关逐渐被公路和楼宇吞噬的土地,有关简单卑贱得像蚂蚁一样奔波惶恐繁衍生息的人群,有关我们血液发出的哭和笑,有关变了形的家乡的消息,有关生活的细节,更多,但,不仅如此。总之,我希望在生活里,快乐地歌唱!

早在新世纪之前,苏阳就解散了透明乐队。

“欧美的这种音乐模式,不是说它不好,终归是隔着地域学来的,跟我们的生活还是有隔阂。所以,当时我觉得我的音乐应该有新的元素,或者我的音乐应该跟别人不一样。”当时的苏阳急需为自己的音乐注入新的血液。

有一天,苏阳去朋友家做客。两人喝酒,聊音乐。这位朋友爱听布鲁斯和爵士乐,家里收藏了很多CD,苏阳问他,“能不能给我张更原始的?比如,我记得美国电视剧《根》里面有一段黑人在受奴役期间唱起的家乡的歌?”

朋友果然翻出一张非洲黑人音乐的田野录音。里面记录的是非洲人劳动的声音,祭祀的声音,有的声音甚至并不完整,断断续续,像是用工具敲打,或者用脚步踩出来的节奏。

不知为什么,听着听着,苏阳就联想到了自己小时候途径同心路附近稻田时,听到当地百姓嘴里哼出的一句半句的宁夏民歌。

那片稻田就在家属院和工厂之间,苏阳经常打那儿路过。“那片田我记得不太肥沃,热天里从那儿过老是闻到一股粪味儿,挺臭的,总是见到一些宁夏人在那儿种地,忙忙碌碌的。我偶尔在黄昏的时候,有时候记得炊烟起来的时候路过,听到他们哼一些小曲子,偶尔也唱一些旋律,但那些旋律后来印象都不深了,但绝对是是宁夏本土的,是一些他们随口心不在焉地哼出来的一些曲调。”

至于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相同,苏阳后来反复思考:“我在想,是不是人类早期都没有那么多电,音乐最原始的时候,大概就都是这个样子。它们都来自土地。”

年,带着好奇心,苏阳决定好好了解下身边的民间音乐。

“一直到80年代初的时候,田间地头唱歌的人还是很多的,走着没事儿也唱,歌儿一阵花儿一阵的,现在都没人唱了。有些老人,你问起,他能把调儿记起,词都忘掉了。”

他首先去了西海固,找到了远近闻名的花儿歌手马生林。

“二尺八的棉帽头上戴,恐怕北山的雪来……尕妹是牡丹花园里长,二阿哥是空中的凤凰,悬来悬去没妄想,吊死到牡丹树上……”当这段旋律从老人喉咙里发出时,苏阳被震了一下。

那是从风干的黄土里长出来的声音。

老人就这么唱着,孩子们围在他周围嬉闹,这个画面让苏阳想到一棵老树,周遭围着一群叽叽喳喳的小鸟。“我知道了,噢,这就是他们的生活。”

之后,苏阳沿着黄河边,去宁夏、甘肃、陕西、陕北等地的县城、村庄采集民间音乐。他讨厌用“采风”这个词,更多的时候,苏阳只是像结识朋友一样,跟他们一起喝喝酒,唱唱歌。比起歌唱本身,他更想看到他们的生活,他们在生活里歌唱的态度,以及他们怎样用身体来完成歌唱,而不是用五线谱或者阿拉伯数字记下他们的旋律。

他在散文集《土的声音》里,记下了与很多民间花儿歌手相处的故事,其中包括甘肃的花儿歌手王德贤。出于对老人的花儿的喜爱,也考虑到这样级别的歌手实在不多,苏阳便起意为老人家出个完整的集子。为此,苏阳前前后后奔波了两年,筹划录音,制作光盘,写文案,出版等事项。后来王德贤老人考虑到专辑没有经济效益,突然不同意录音了。

在拍摄途中,我提起出这个夭折的出版故事,苏阳转过脸不愿意再谈论,语气里有一种无力感。

然而,花儿的采风并没有因此停下。

土的声音

石榴子开花吗叶叶子黄呀姨娘吗教子女贤良

哎嗨咿呀咿得儿喂姨娘吗教子女贤良一学那贤良的王二姐呀

二学那开磨房的李三娘哎嗨咿呀咿得儿喂二学那开磨房的李三娘王二姐月光下站街旁呀李三娘开的是个红磨房哎嗨咿呀咿得儿喂(哎嗨咿呀咿得儿喂)哎嗨咿呀咿得儿喂(哎嗨咿呀咿得儿喂)两块布子做的是花衣裳你是世上的奇女子呀我就是那地上的拉拉缨

我要给你那新鲜的花儿

——苏阳《贤良》

“那些触动你灵魂的歌曲,历经了百年的口口相传,像草野之风,硬过石头,发芽生长。”“这双眼睛里的世界开始有了不一样的色彩。”苏阳这样描述民间音乐带给自己的震动。

但苏阳不确定,打动自己的音乐能不能打动其他人?

9月19日下午,我们陪苏阳去了一家民营秦腔剧团。剧团团长是张进来,去年上映的音乐纪录电影《大河唱》的主角之一。早些年苏阳经常到这样的戏社里喝喝八宝茶,听听秦腔。

▲音乐纪录电影《大河唱》剧照张进来

年,苏阳还在类似的戏社里开过一次音乐会。这次音乐会让他真正坚定了将摇滚乐与民间音乐嫁接的音乐方向。

一天,苏阳在银川富宁街戏社看秦腔,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我如果在这样的地方演出一场,唱给他们听,他们会接受我吗?这些指甲被几十年烟油熏黄的爷爷奶奶和老茶腻子和老戏迷们?”苏阳故意想寻求一种反差。

这间戏社的顾客,大多是中老年人,平日里,台上是秦腔演奏,台下的人在打麻将。

征得了戏社老板同意,出了场地费,苏阳一行将门口黑板上本来演出的折子戏《周仁回府》《游西湖》擦掉,写上了“土的声音——苏阳乐队”。他还特意找人印了门票,一张20元,在当时的银川还挺贵的。

门票不出意外没卖出去几张。可到了晚上,音响一开,两条街的居民都过来看热闹。街道挤得满满当当,民工们也刚刚下班,背着家伙什儿路过,也不走了,苏阳在台上就能闻到他们卷的莫合烟的味道。

后来苏阳得到了一张照片,有一个阿姨耳朵贴着窗户听,听得特别入神。音乐会还引来了警察,朋友出面挡着说了几句好话,警察没勒令停唱,一直站在那听完才离开。

这场几乎免费的音乐会给了苏阳很大的触动,“我的歌声跟人群从来没有贴得这么近。它启发我重新认识怎样去唱歌,怎样去写你认为的跟你有关系的,跟你生活有关系的音乐。这些歌已经不是从前的花儿或者秦腔了,但是不管花儿还是秦腔,它都是在黄河流域这个地方长出来的一种音乐,它有它的传统和它的系统,但同时,我们这代人其实也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结合银川当时那些发生的变化,我身边那些实实际际我能触摸到,感受到的一些具体事物,曲调上再有一些变化,在这个时候,可能我的音乐已经不一样了。”

那次演出结束后,苏阳很兴奋,回去又接连创作了很多歌。他的思路很明确,要让身边鲜活的生活场景、市井生活,还有离自己最近的父老乡亲,都活生生地跑进自己的歌里面。就像西海固的一句俗语:“民歌就是女人苦了哭一哭,男人苦了唱一唱”。

▲年,宁夏盐池街头,在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苏阳走入人群,唱了几首歌。摄影/惠冰

《宁夏川》是苏阳最早改编的一首民歌。“它非常简单地就把宁夏的这个地貌说得很清楚。宁夏从地图上看它真的是像个柳叶一样,就是两头尖,东靠黄河,西靠贺兰山。最后这句‘金川银川米粮川’有很长时间很感动我。它可能指的是黄河边这带干旱地区这些人,我们的一种美好的愿望,一种富足的愿望。因为出了银川市这个银川平原,南部山区它其实还是当时一个缺水的状态。比如在西海固地区,能看到特别苍凉的那种土地上,特别贫瘠的那种土地上,能看到歌声里面的那种力量,一种能够承受那种艰苦的环境和承受那种苦涩的生活的那种力量。对我的音乐,我觉得是未来的一个比较重的熏陶。”

从疏离到回归,那片或贫瘠或富饶的黄土地也热烈拥抱了这个黑黝黝的西北汉子。

之后,苏阳带着自己的作品,参加了当时贺兰山音乐节,有了些名气后他的演出邀约慢慢多了起来。后来老狼干脆把他介绍到了北京,签公司,出专辑,苏阳才正式成为了一名职业音乐人。

黄河今流

看看这黄河浪高过头匆匆的鸟儿飞过高楼千山和万水哎,哎哟岸上这人儿,这急流你走的时候招一招手拉手的人儿,各自白头喝下这酒啊哎,哎哟唱下这歌儿啊,这急流哎哟哎哟,难回头哎哟哎哟,难回头站在这路口万家灯火落下起这脚啊张一张口喝下这酒啊哎,哎哟唱起这歌儿,这急流哎哟,哎哟,难回头——苏阳《急流》

(年,苏阳以黄河为主题创作)

我第一次采访苏阳,是七月中旬《九曲》音乐合辑发布之后。这张合辑是苏阳发起的“黄河今流”艺术计划的新创作。

9月19日,我们与苏阳驱车来到银川吴忠境内的黄河,宁夏平原区的河水虽然浑浊,却没有人们想象中的急湍和奔腾。苏阳坐在河边,在水流声中回忆第一次看到黄河的故事。

那一年,他上高一,同学们结伴去黄沙古渡玩。他记得那天天气很热,烈日当空,一帮人浩浩荡荡骑着自行车同行。快要接近了,土地变成了沙地,大家只好把车子停在路边,几乎是光脚跑到了黄河边。“感觉那个黄河,就好像是像汗水一样,是咸的。很宽,汹涌澎湃,黄河水特别有分量,是那种沉甸甸的黄,是概念里面比较浑浊、雄浑的那种黄。”

河面上时不时有很多羊皮筏子经过,那会儿羊皮筏子还不是作为一个旅游项目,而是人们实际的渡河工具,人们坐着羊皮筏子过河,拉载货物。

那时在河边撒野的少年不会想到,有一天“黄河”会成为他创作的重要符号与母体。他拒绝用任何概念化的词汇来描述黄河以及黄河千百年来汇聚的精神气质,“黄河让我想起来更多的是人,黄河边生活的人,包括我自己,包括我的家人朋友,他们从五湖四海过来,喝黄河水长大,最后必然地逐渐地用同一种生活方式,接近同一种审美,同一种对生活的态度。那么实际上在今天,它已经不是以前我们认识到的黄河,它形成了一个新的姿态,但它仍可以在每一张新的面孔里面被看到。”

当羊皮筏子作为运输工具的时代渐行渐远,现代化进程越来越快。在城市化的今天,不仅所有的土地都被水泥、钢筋覆盖,黄河流域民歌赖以生存的艺术土壤——原始的农耕、游牧生活也不复存在。当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新型的娱乐方式也日益多元的时候,从小喝着黄河水长大,音乐创作不断从黄河流域民歌中汲取养分的苏阳开始思考,“我们该怎样认识自己身上的这条河,又该怎么认识传统艺术或者民间艺术”?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年,苏阳提出“黄河今流”计划,“像世界上任何一条伟大的河流一样,带着黄河乳汁流淌的独特纹理,用今天的方式,今天的影像和声音灌溉河边的生命。”

“黄河今流”个人多媒体艺术展首展开在了纽约。除了展览,苏阳还到国外演出,并受邀前往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座谈,与国外艺术家和公众分享个人依托黄河流域的民间文化,用更综合、更国际化的语言交流跨界艺术创作的心得。音乐无国界,苏阳曾幽默回应在国外演出的反响:“说句厚脸皮的话,我们在美国很受欢迎。”

▲黄河今流·纽约展览现场

也是年,苏阳同时开始参与拍摄音乐纪录电影《大河唱》,并于去年通过艺术院线发行。出于对民间艺术的喜爱,苏阳十几年来结交了不少民间艺人。《大河唱》记录的就是苏阳和四位民间艺术家三年的生活和创作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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