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7月25日，在福州举行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泉州通过审议，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独特而杰出的港口城市空间结构，其所包含的22个遗产点涵盖了社会结构、行政制度、交通、生产和商贸诸多重要文化元素，共同促成泉州在公元10世纪至14世纪逐渐崛起并蓬勃发展，成为东亚和东南亚贸易网络的海上枢纽，对东亚和东南亚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沈睿文教授担任负责人的安溪青洋下草埔冶铁遗址考古研究为泉州申报世界遗产提供了直接支撑。

安溪青洋下草埔冶铁遗址的几点初步认识

PreliminaryUnderstandingofXiacaopuIronSmeltingSiteinQingyang,Anxi

沈睿文1,易曙峰2*

（1.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

2.泉州市安溪县博物馆，福建泉州）

本文发表于《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年第三期。

摘要：文章根据年的安溪青洋下草埔冶铁遗址考古发掘情况以及实验室检测结果，总结出下草埔冶场具有生铁冶炼和块炼铁冶炼两种冶炼模式共存、冶铁炉多样、周边资源丰富、存在有规划的板结层、出土文物种类多等特点，该地区制造的主要外销产品包括生铁产品、块炼铁产品、钢产品以及间接用于炼银的中间产品4类。整个区域的内外被贯穿其中的水路及陆路交通运输系统紧密相连在一起，呈现出海港经济体和乡村腹地手工业体系高度一体化的空间布局和整体形态。下草埔冶铁遗址对研究我国古代冶铁技术以及泉州海上丝绸之路有着重要意义，今后的研究应将重点放在遗址遗物特点、遗址形成、展览展示和调整调查对象和范围上。

关键词：下草埔冶铁遗址；考古发掘；冶炼技术；海上丝绸之路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志码：A

DOI：10./j.cnki.issn-X..03.-

安溪青洋下草埔遗址（25?1059"N,?5726"E）在青阳冶铁遗址群范围内，地处五阆山余脉，位于安溪县尚卿乡青阳村南m，与安溪县直线距离30km。遗址位于一处梯田上，北为现代铁矿坑，南为荒废田地，东西两侧均为山地。下草埔冶铁遗址面积m2，遗址的西、南侧各有一河流，在遗址东南交汇流向谷口。其中发掘区西侧北南流向的河流跟北侧的池塘相通。年10月—年8月，在国家文物局的统筹下，经过前期的反复调研，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泉州市文旅局、安溪县人民政府组成联合考古队，对下草埔遗址进行了为期10个月的考古发掘。现根据考古发掘的情况，结合目前实验室检测的结果，谈谈对该遗址的几点初步认识。

1下草埔冶场的独特性

溪青洋下草埔遗址（25?1059"N,?5726"E）在青阳因技术适应等问题，块炼铁和生铁冶炼技术在中原与边疆地区分别呈现不同发展态势。中原地区以生铁体系为主，边疆地区则多见块炼铁技术，块炼铁和生铁冶炼两种技术体系长期并行发展。中国古代传统钢铁冶炼技术以生铁及生铁制钢技术为核心，已知块炼铁冶炼遗址主要在广西贵港、云南一带，但均未经过系统考古发掘。

下草埔遗址是福建首个大规模考古发掘的冶铁遗址，集生铁和块炼铁生产技术为一处，技术体系清晰；块炼铁冶炼炉结构完整、炉型多样、保存状况较好，系国内首次正式考古发掘出土者，意义重大。炉渣的初步分析结果显示，遗址中存在生铁冶炼和块炼铁冶炼两种冶炼模式，以后者为主导。目前观察到的遗址中块炼炉渣大量存在而生铁渣相对较少的现象，可能预示着高碳积铁产自块炼法冶炼。这也是块炼法冶炼在该遗址占主导地位的重要证据，亦可能是当地的冶铁技术传统。碳十四年代测定和陶瓷类型学研究表明，下草埔冶铁遗址的生产集中于宋元时期。到了清代，在安溪、湖头一带冶铁还有生铁和灌钢的工艺。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五《福建五》载：凡炼铁，依山为窑，以矿与炭相间，乘高纳之。窑底为窦，窦下为渠。炭炽，矿液流入渠中者，为生铁，用以镆铸器物。复以生铁再三销拍，为熟铁。以生熟相杂和，用作器械锋刃者，为刚铁也。今安溪、湖头、福鼎及德化等处尚有作业者[1]-。

现阶段，下草埔冶铁遗址发现的冶铁炉多样，共发现6座冶铁炉（图1），其中L1、L2为冶炼块炼铁的碗状小高炉，依傍山坡的原生面而修筑。L3位于DM1的东北角，为平地砌筑，先用大块的冶炼炉渣匡围，然后再修筑冶炼炉。从目前情况判断，L3是由原来两侧的4个炉子废弃后改筑而成的，可以生产块炼铁、生铁以及钢（图2）。L1、L2、L3炉型比较完整，有投料口、出渣口、鼓风口以及操作平台等。冶铁炉的修筑方法，可与明宋应星《天工开物》的记载相印证。该书记载了冶铁炉的修造和冶炼方法：“凡铁分生、熟，出炉未炒则生，既炒则熟。生、熟相和，炼成则钢。凡铁炉用盐做造，和泥砌成。其炉多傍山穴为之，或用巨木匡围，朔造盐泥，穷月之力不容造次。盐泥有罅，尽弃全功。凡铁一炉载土二千余斤，或用硬木柴，或用煤炭，或用木炭，南北各从利便。扇炉风箱必用四人、六人带拽。土化成铁之后，从炉腰孔流出。炉孔先用泥塞。每旦昼六时，一时出铁一陀。既出即叉泥塞，鼓风再熔”[2]-。

图1下草埔冶铁遗址冶铁炉位置（来源：李佳胜绘制）

（a）现状

（b）平面图

图2L3冶铁炉遗址（来源：考古队绘制）

此外，用磁选法在L4附近吸附出大量的铁屑，可知L4为锻炉，其西侧以薄胎磁灶窑缸为淬火缸。L5原为南宋中期的冶铁炉，南宋末至元代被改造成灶。L6的性质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下草埔冶铁遗址所处五阆山余脉，铁矿蕴藏丰富，森林茂密，为下草埔冶场提供了丰富的铁矿和木炭资源。今可判定，上述冶铁炉以木炭为燃料。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中“治铁”条载：“凡炉中炽铁用炭，煤炭居十七，木炭居十三。凡山林无煤之处，锻工先选择坚硬条木，烧成火墨（俗名火矢，扬烧不闭穴火），其炎更烈于煤。即用煤炭，也别有铁炭一种，取其火性内攻，焰不虚腾者，与炊炭同形而分类也”[2]。青阳村庵坑磜两座近现代的烧炭窑提供了当初烧炭窑的可能样式。

下草埔冶铁遗址存在有规划的板结层的独特现象，具有典型的地方特征，该技术在国内外还是首次发现（图3）。

图3TTD2板结层及剖面（来源：考古队提供)

遗址发掘区包含14级台地，板结层在台地1、台地2、台地4、台地6、台地7、台地8、台地9、台地11等均有发现（图4）。经局部解剖可知，其包含物为黏土、块炼铁颗粒、碎炉渣、方解石颗粒等，质地坚硬，可能为单质铁含量较高的炉渣锈结，为与人类活动相关的硬结层。

图4安溪清洋下草埔遗址板结层范围（黑线范围内）（来源：梁硕绘制）

板结层间距大致等同，在60～80cm之间。每当冶炼垃圾堆积到一定的高度，便会在上端以“板结层”的方式进行处理，一方面起到压实、固定冶炼垃圾的作用，这也是就地处理冶炼垃圾的简易有效的办法；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随后冶炼的一个操作平台。因此，安溪宋元冶铁场呈现出自下而上、多依靠山坡修筑冶炉的冶炼方式，而且一旦达到山坡的一定高度，该冶场也就随之弃用，另择其他场所。金相分析还表明，处理冶炼垃圾有个泼水冷却、细碎、平整的过程。此外，炉渣、炉灰堆积位置和次序也具有规划性。

下草埔冶铁遗址的板结层存在相互叠压的情况，通过叠压的板结层可以确定遗址的冶炼活动延续时间较长。这是在今后工作中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板结层在安溪长坑乡青苑宋代冶铁遗址（25?1148"N，?5547"E）、长坑乡南斗宋代冶铁遗址（25?1242"N，?5350"E）等处也有发现。可知，板结层是安溪地区宋元时期冶铁的一个地方性特点。

下草埔冶铁遗址出土遗物，按照材质可分为冶炼遗物、钱币、金属器、陶瓷、石块5大类。

其中冶炼遗物主要包括炉渣、矿石、烧土、炉衬4大类。又以炉渣数量最为丰富，普遍分布于发掘区各探方中，炉渣为下草埔遗址出土遗物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可分为排出渣、挂渣、炉内渣3类，为该遗址曾存在长时间冶铁活动的直接证据。此外，少数炉渣上可见单面、双面铺压植物根茎的痕迹，以及圆柱形戳印痕。

金属器大致分为铁制品和铜制品。铁钉是遗址目前仅见的锻打铁制品之一，这也进一步证明了该遗址有锻造活动的存在。铁片、铁块为块炼铁粗加工的产品，是遗址性质的直接证据。

陶瓷器可分为建筑构件、陶器和瓷器。建筑构件主要为筒瓦和板瓦，其中板瓦占绝大多数（兼有黄、红、白3色）；在数量上筒瓦其次；另有滴水、瓦当残件及地表采集的花纹陶砖。

本阶段考古发掘出土的陶瓷器碎片总计件（片），大多数器物的年代集中在南宋中晚期至元代之间。下草埔冶铁遗址出土的陶瓷器以安溪窑、磁灶窑产为主，兼而有多种福建地区宋元时期盛烧的其他窑口。由于与磁灶窑系和德化窑系陶瓷器联系紧密，安溪窑产陶瓷器在本遗址呈现的器物演变和胎釉工艺，同时有泉州沿海和内陆地区的特点。

陶器包括罐、执壶、盆、火盆、缸、盏、器盖、器耳、勺、纺轮等，以大件器居多，产地窑口以安溪本地窑口和磁灶窑为主。瓷器包括碗、碟、盏、盘、瓶、罐、壶、水注、器盖、杯、洗等，以碗为大宗，釉色有青釉、青白釉、白釉、黑釉和青花等。根据器型、釉色及制作工艺等特征判断，产地窑口包括安溪窑、德化窑、磁灶窑、庄边窑、义窑、永福窑、景德镇窑、龙泉窑和建窑等。

根据冶炼技术方式判断，下草埔冶铁场的技术工种数量上比非技术工种可能要少得多。对非技术工种工人的需求量可能更大，以应对伐木、烧制木炭、矿石提炼与材料运输等工作。现阶段考古工作已在下草埔遗址发现了工匠姓氏墨书、居所、生活用具以及日常活动场所。此次发掘共出土25件带有墨书的陶瓷器，如“朱佰伍”（图5）、“置”（图6）、“四伍”、“吴”、“朱”、“胡五”、“十”、“郭□”等，墨书瓷器集中出土于冶炼炉和建筑遗迹周边区域，说明器主与冶铁生产生活有关，墨书很可能是冶铁工匠的姓氏，这为了解当时冶铁生产状况及从事冶铁生产者的社会经济地位提供了宝贵的文字信息。已发现的4处房屋居址应为工匠居所，从目前的出土遗物判断，不排除管理者居于其中的可能性（图7）。

图5XCPIT（TD2）⑤：标8墨书“朱佰伍”青瓷碗（元代？）（来源：考古队提供）

图6XCPIT③：1墨书“置”青瓷碗-3（来源：考古队提供）

图7F4平面图（来源：考古队提供）

从遗址出土的莲瓣纹瓦当（图8）、建盏（图9）、景德镇窑青瓷、德化窑白瓷等判断，下草埔冶铁场遗址的等级较高，或与宋代青阳铁场存在某种关联。

图8莲瓣纹瓦当（来源：考古队提供）

图9建盏（来源：考古队提供）

五代时，安溪地区“民乐耕蚕，冶有银铁，税有竹木之征，险有溪山之固”[3]。建县以后，安溪开始拥有大型冶铁场。宋代泉州最主要的铁产地为安溪的青阳铁场、永春的倚洋铁场和德化的赤水铁场[3]①。

北宋在安溪青阳设有官方铁场，即《宋史》明确记载之安溪“青阳铁场”[4]②，成书于北宋中叶的地理总志《元丰九域志》详细记录了青阳铁场的地理位置：“下清溪，州西一百五里四乡青阳一铁场”[5]。至于青阳铁场具体设置时间，《宋会要辑稿》卷三三载：“泉州清溪县青阳场，咸平二年（年）置”[6]。

此外，泉州以及安溪地区的地理方志资料亦有明确北宋青阳铁场在今尚卿乡的记载。如明嘉靖《安溪县志》卷一载：“青洋铁场，在（金田乡）龙兴里（在县西北五十里，今尚卿乡）。宋熙宁年（—年）开，今废”[3]。

清康熙《安溪县志》卷一亦载：“青洋铁场，在龙兴里，宋熙宁年开，今闭。铁矿山铁场，在感德里，地名潘田”③。

《宋史》载，“（庆历）五年（年），泉州青阳铁冶大发，转运使高易简不俟诏，置铁钱务于泉，欲移铜钱于内地”[4]。这说明在南宋庆历五年之前安溪很可能已设立铁（钱）务的类似机构。关于泉州铁场（务）课税，《宋会要辑稿》记载，宋代青阳场（务）商税（二十五贯七百八十八文，熙宁十年）、盐税（二百六十一贯九百六十五文）的上缴情况，远高于毗邻的永春倚洋场（商税五贯七十一文，熙宁十年；盐税一百五贯六百文）与德化五华场（商税一十一贯三百五文，熙宁十年）[6],，可见宋代青阳铁务规模之盛、产量之高。

20世纪50年代，安溪博物馆原馆长叶清琳调查发现，宋代安溪不止青阳一处铁场，湖头都贤炉内村虎仔仑、尚卿乡科名圩、科阳村等都是大型铁场，尚卿乡青阳村几乎整个村庄都是冶铁遗址。青阳冶铁遗址群面积约万m2，科名、青阳、科洋是冶铁遗址相对集中分布的区域。目前已发现下草埔、墩仔矿尾、后炉、上场、坝头等8处冶铁遗址。而下草埔冶铁遗址是其中规模最大、最为典型的遗址，是上述地区乃至泉州地区宋元时期块炼铁冶炼的代表。

下草埔冶铁遗址面积大，选址科学合理，明显具有整体规划性。遗址目前所见重要遗迹包括冶铁炉6座,石堆（SD）6处,池塘、护坡2处,房址4处,地面（DM1）、小丘（Q1）及众多板结层。这都是在不同阶段整体规划后的结果。其中地面（DM1）的出现是下草埔遗址在冶炼过程中一次大的规划行为和重要发展阶段，其下叠压了4个板结层。每个板结层形成后，其表面都是当时的主要活动面，而其北侧的池塘深度也随着地面的形成而逐渐加深。这说明冶场在选址初期便已决定于此处进行长期的冶铁活动，小丘（Q1）是平整板结层下的平面而出现的多余的堆积，而护坡则是有意识加固地面所在的外侧立面。此后，地面（DM1）成为工人日常活动的主要场所。DM1与所叠压的板结层应属同一次规划行为，表面平整，不见任何遗物，从镶嵌于DM1上的瓷片器型、釉色、纹饰判断，应为南宋至元时期，很可能是冶铁作坊工人主要的日常活动场所。当然，也可灵活他用。

宋元时期，安溪冶铁是官办、民办共存。此从安溪其他冶金业的状况可证。年，叶清琳调查发现，尚卿福林银场系宋代冶银残存，遗址范围很大。该地有“上官厅”“下官厅”的地名专称，应是一处官办的银场。安溪冶银、冶铁遗址遍及湖头五阆山周围7个乡镇，从经营方式看，这些冶场则有“公冶”“私冶”之分[7]。冶铁业发达的安溪感德、潘田乡也有“公冶”“私冶”之分，“公冶官收其税，私冶无收焉”，公私并存，放任“私冶”发展。这应是安溪冶金业传统的延续。

从目前的考古发掘和对青阳周边冶铁遗址的调查情况来看，青阳村下草埔、内格头两处冶炼点的生产规模最大、地表遗物分布范围较广。换言之，下草埔冶铁遗址可谓青阳冶铁遗址群的核心区，很可能属于官方铁场，即青阳铁场。当然，这仍有待今后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凿实。

2主要外销产品

泉州是中国古代钢铁技术发展区域特征的典型代表之一。宋元时期以来的冶铁遗址以安溪县分布最为密集，分布于湖头、尚卿、长坑、祥华、剑斗、福前、感德、潘田等地。同时，在泉州其他地区也有发现。除了安溪地区包含生铁、自然钢在内的以块炼铁冶炼为主的冶场之外，晋江下游存在铸（生）铁和灌钢的冶铁作坊，前者如梧宅冶铁遗址（25?557"N，?5110"E），后者如曾炉寺冶铁遗址（25?728"N，?3741"E）。换言之，安溪以下草埔冶铁场为代表的块炼铁技术，同时冶炼自然钢和生铁，它们和晋江下游的铸铁、铸钢冶炼场共同构成泉州完整的冶铁业生产链条。

《宋会要辑稿》记载了南宋嘉定十五年(2年)各口岸贸易的情况：“国家置舶官于泉、广，招徕岛夷，阜通货贿，彼之所阙者如瓷器、茗、醴之属，皆所愿得”[6]。“泉”“广”指泉州、广州；“茗”“醴”指茶叶和酒。安溪产茶于唐、宋元时期，茶叶、瓷器通过晋江西溪水路运到泉州，再通过泉州刺桐港出口到海外。铁制品也是如此。明嘉靖《惠安县志》卷七载：“铁课，宋时邑尝煮铁，禁民兴贩入海，其后许于两浙贩卖，而无其课”[8]。当时海外贸易频繁。到了南宋时期，福建生产的青瓷和白瓷，在亚洲各地城市及港口均可见到。

宋元时期，以泉州为起点的对外贸易是以茶叶、瓷器及铁银制品等为主要“互市”商品。安溪在瓷和铁银制品的生产及运销、出口占据支配地位，在中外贸易中占据优势长达数百年。如上所言，安溪冶铁制品可分作熟铁（块炼铁）、生铁和自然钢3部分。一部分产品县内自销，其余的除了销往邻近地区之外，大部分开始“兴贩入海”“远泛蕃国”，通过泉州源源不断销往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取金贝而还，民甚称便”④。

2.1生铁产品：铁锅、铁釜

用生铁铸造的锅、釜⑤[2]-，是宋元明时期对外贸易的主要产品，为海外所购置。铸造锅釜用于对外商贸，是宋代冶铁的一项主要内容。

宋《淳熙三山志》卷四一《土俗类三》“物产·货”条载：铁，宁德、永福等县有之，其品有三。初炼去矿，用以铸冶器物者，为生铁。再三销拍，又以作鍒者，为鑐铁，亦谓之熟铁。以生柔相杂和，用以作刀剑锋刃者，为刚铁。商贾通贩于浙间，皆生铁也。庆历三年（年），发运使杨告乞下福建严禁法，除民间打造农器、锅釜等外，不许贩下海。两浙运司奏，“当路州处，自来不产铁，并是泉、福等州转海兴贩，逐年商税课利不少，及官中抽纳折税，收买打造军器，乞下福建运司晓示，许令有物力客人兴贩，仍令召保出给长引，只得诣浙路去处贩卖”。本州今出给公据[9]。

又元代周达观（约—年）《真腊风土记》“欲得唐货”条载：其地想（向）不出金银，以唐人金银为第一，五色轻缣帛次之；其次如真州之锡镴、温州之漆盘、泉州之青甆器，及水银、银硃、纸札、硫黄、焰硝、檀香、草芎、白芷、麝香、麻布、黄草布、雨伞、铁锅、铜盘、水珠、桐油、篦箕、木梳、针。其粗重则如明州之蓆。甚欲得者则菽麦也，然不可将去耳[10]-。

铁锅成为对外贸易中的必有货物，不仅因为大锅难得，而且因为可制造军器，甚或装炮之用。明代胡宗宪（2—年）《筹海图编》卷二便明确称：铁锅彼国（倭国）虽自有而不大，大者至为难得，每一锅价银一两[11]。

“兵者，国之大事”。铁质兵器的出现和不断改进，提高了军队作战能力。因此，铁锅等生铁制品因可改作成铁军器，遂也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产品。明代马文升（—0年）《端肃奏议》卷二载：各边无知军民及军职子弟、甚至守备官员，往往亦令家人将铁锅、食茶、段匹、铜器等货买求守把关隘之人，公然私出外境，进入番族易换彼处所产马匹等物，以致番人将所得铁锅、段匹置造军器及战袄等项，遂萌侵犯之心[12]。

清代杜臻（—年）《粤闽巡视纪略》卷六载：又廉知官军破贼后，药弹火器率已罄尽，甚至撞毁铁锅为装炮之用[13]。

泉州港出发的“南海I号”沉船载有十几万件文物，其中金属器类有大量的铁质凝结物（铁锅）、铁锭、铁条，还有银锭、铜环等[14]。元朝惊诧于南宋的富庶，在查阅内府档案后发现，对外输出瓷器、铁锅和摩合罗等产品所得巨额收入，是南宋经济的重要支撑之一，因而沿袭并支持对外贸易[15-16]。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中便记载了当时海外贸易中有铁锅、铁条等货物（表1）。到了明代，此类货物仍是海外贸易中的重要物品。如明代“南澳I号”船载货物中，便可见到铁锅、铜钱、铜板以及锡壶等物品。

表1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17]中关于铁锅的相关记载

地区

货物

麻逸

贸易之货，用鼎、铁块、五采红布、红绢、牙锭之属

无枝拔

贸易之货，用西洋布、青白处州瓷器、瓦坛、铁鼎之属

交趾

贸易之货，用诸色绫罗匹帛、青布、牙梳、纸扎、青铜、铁之类

麻里噜

贸易之货，用牙靛、青布、瓷器盘、处州瓷、水坛、大瓮、铁鼎之属

彭坑

贸易之货，用诸色绢、婆布、铜、铁器、漆、瓷器、鼓板之属

苏洛鬲

贸易之货，用青白花器、海(南)巫仑布、银、铁、水埕、小罐、铜鼎之属

针路

贸易之货，用南北丝、花银、赤金、铜、铁鼎、丝布、草金缎、丹山锦、山红绢、白矾之属

尖山

贸易之货，用牙锭、铜、铁鼎、青碗、大小埕、瓮、青皮单、锦、鼓乐之属

八节那间

贸易之货，用青器、紫矿、土粉、青丝布、埕、瓮、铁器之属

三佛齐

贸易之货，用色绢、红硝珠、丝布、花布、铜、铁锅之属

啸喷

货用五色硝珠、瓷器、铜、铁锅、牙锭、瓦瓮、粗碗之属

勃泥

货用白银、赤金、色缎、牙箱、铁器之属

暹

贸易之货，用硝珠、水银、青布、铜、铁之属

爪哇

货用硝珠、金、银、青鞋、色绢、青白花碗、铁器之属

都督崖

贸易之货，用海南、占城布、红绿绢、盐、铁、铜鼎、色鞋之属

龙牙菩提

贸易之货，用红绿烧珠、牙箱锭、铁鼎、青白土印布之属

文老古

贸易之货，用银、铁、水绫、丝布、巫仑、八节那间布、土印布、象齿、烧珠、青瓷器、埕器之属

古里地闷

以银、铁、碗、西洋丝布、色绢之属为之贸货也

龙牙门

贸易之货，(用)赤金、青缎、花布、处瓷器、铁鼎之类

东西竺

贸易之货，用花锡、胡椒、铁器、蔷薇露水之属

淡洋

贸易之货，用赤金、铁器、粗碗之属

班达里

贸易之货，用诸色鞋、青白瓷、铁器、五色烧珠之属

喃巫哩

贸易之货，用金、银、铁器、蔷薇水、红丝布、樟脑、青白花碗之属

金塔

贸易之货，用铁鼎、五色布之属

东淡邈

贸易之货，用银、五色布、铜鼎、铁器、烧珠之属

波斯离

贸易之货，用毡毯、五色鞋、云南叶金、白银、倭铁、大风子、牙梳、铁器、达剌斯离香之属

挞吉那

贸易之货，用沙金、花银、五色鞋、铁鼎、铜线、琉磺、水银之属

小具喃

贸易之货，用金、(钱)(银)、青白花器、八丹布、五色鞋、铁器之属

大乌爹

贸易之货，(用)白铜、鼓板、五色鞋、金、银、铁器之属

阿思里

贸易之货，用银、铁器、青烧珠之属

天堂

贸易之货，用银、五色鞋、青白花器、铁鼎之属

2.2块炼铁产品

根据已有的遗迹及遗物判断，下草埔遗址使用石块垒砌小高炉进行冶炼，炉容量远大于地炉冶炼，排出渣产量大，生产的海绵铁可能具有一定含碳量。该海绵铁作为粗产品经过初锻形成铁块（锭）、铁片（条）等初加工产品，再加工或运输至国内外其他地区，通过泉州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重要商品之一。这些产品都可见于“南海I号”沉船遗址，此如前具。

明代唐顺之《武编·前集》卷五载：铁有生铁、有熟铁，钢有生钢、有熟钢。生铁出广东、福建，火熔则化，如金银铜锡之流走，今人鼓铸以为锅鼎之类是也。出自广者精，出自福者粗，故售广铁则加价，福铁则减价。熟铁出福建、温州等处,至云南、山西、四川亦皆有之。闻出山西及四川泸州者甚精，然南人实罕用之,不能知其悉。熟铁多粪滓，入火则化如豆查，不流走，冶工以竹夹夹出，以木捶捶使成块，或以竹刀就炉中画而开之，今人用以造刀铳器皿之类是也。其名有三：一方铁，二把铁，三条铁，用有精粗，原出一种[18]。

引文中所言“方铁”“把铁”“条铁”，即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中所载的铁块、铁条（表2）。

表2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17]中关于铁块、铁条的相关记载

地区

货物

三岛

贸易之货，用铜珠、青白花碗、小花印布、铁块之属

麻逸

贸易之货，用鼎、铁块、五采红布、红绢、牙锭之属

遐来勿

贸易之货，用占城海南布、铁线、铜鼎、红绢、五色布、木梳、篦子、青器、粗碗之属

罗卫

贸易之货，用棋子手巾、狗迹绢、五色烧珠、花银、青白碗、铁条之属

苏禄

贸易之货，用赤金、花银、八都剌布、青珠、处器、铁条之属

班卒

贸易之货，用丝布、铁条、土印布、赤金、瓷器、铁鼎之属

蒲奔

贸易之货，用青瓷器、粗碗、海南布、铁线、大小埕瓮之属

灵山

贸易之货，用粗碗、烧珠、铁条之属

花面

货用铁条、青布、粗碗、青处器之属

大八丹

贸易之货，用南丝、铁条、紫粉、木梳、白糖之属

加里那

贸易之货，用青白花碗、细绢、铁条、苏木、水银之属

千里马

贸易之货，用铁条、粗碗、苏木、铅针之属

万年港

贸易之货，用铁条、铜线、土印花布、瓦瓶之属

甘埋里

所有木香、琥珀之类，（地）（均）产自佛郎国，来商贩于西洋互易。去货丁香、豆蔻、青鞋、麝香、红色烧珠、苏杭色鞋、苏木、青白花器、瓷瓶、铁条，以胡椒载而返

2.3铁钉等钢产品

钢制品可进一步制成兵器、铁钉，铁钉可用于造船业等。元代周达观《真腊风土记》“舟楫”条载：巨舟以硬树破版为之。匠者无锯，但以斧凿之开成版，既费木且费工也。凡要木成段，亦只以凿凿断，起屋亦然。船亦用铁钉，上以茭叶盖覆，却以槟榔木破片压之。此船名为“新拿”，用棹。所粘之油，鱼油也；所和之灰，石灰也。小舟却以一巨木凿成槽，以火熏软，用木撑开，腹大，两头尖，无蓬，可载数人，止以棹划之，名为“皮阑”[10]。

宋元时期，泉州地区以水路航运为主要货运、交通方式，尤其是发达的海上贸易，促进了造船业的发展，自然也带动了铁钉的需求量。

2.4间接用于炼银

《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上》载：“夫铸钱不杂以铅铁则无利，杂以铅铁则恶”[19]。以铅铁掺杂银钱牟利是其中一个原因。另外，不知是否跟唐以后一种炼银的技术手段有关。即铁还原沉淀熔炼法（ironreductionprocess），利用铁的强亲硫性，将金属铅从其硫化物中置换出来。铁还原沉淀熔炼法的一大优势是：不需要对含银硫化铅矿石进行焙烧，因而减少了银在焙烧步骤中的损失，提高了银的提取效率[20]。

利用铁还原法炼铅、再结合利用灰吹法提炼铅中富集的银。灰吹法是一种冶炼、提取银的工艺。始见于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和洪咨夔《大冶赋》。该技术利用铅易氧化，银较难氧化的特点，将炼银工艺中间产物(银铅合金)中的铅氧化成“灰”(密陀僧)而将银分离出来。明《天工开物》亦有记载。其操作简单，金属收得率与银的纯度均较高。

安溪冶银、冶铁遗址遍及湖头五阆山周围7个乡镇，离下草埔冶铁遗址不远的尚卿福林银场遗址（25?48.49"N，?5634.43"E）系宋代一处官办的冶银银场。考古队曾在此展开调查，采集的炉渣属于典型排出渣类型，为典型铁还原法炼铅渣。结合炉渣宏观形貌特征，初步判断福林银场炼银遗址系修筑高炉，使用了铁还原法进行炼铅活动。这进一步证实了冶银场、冶铁场的互存很可能跟上述冶炼方式有一定的关系。

3销售

下草埔遗址及周边相关遗址地点均分布于古道、水系周围，安溪古渡口是宋、元、明、清、民国时期承担安溪境内客货运输的重要见证物。贯穿其间的陆路、水路运输系统，将区域内外密切联结，呈现为高度一体化的乡村腹地手工业体系和海港经济体的空间布局和整体形态。

当时安溪生产的铁产品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重要商品。如安溪竹山冶铁场，产品经竹山上竹排，经郭埔至金谷源口渡上船，可一路顺流至泉州，且下草埔冶铁场东侧有运送货物的古道，龙兴里旧有源口渡，源口渡处进入清溪，上游与蓬莱的新林渡相连，下游经过县治西北的吴埔渡后，可顺流而下一直通向晋江入海等。

这样，通过陆路和水路运输系统，从安溪到泉州共同形成从矿山—炼铁遗址—铸铁遗址—内销/外销的生产经营模式。

4结束语

下草埔冶铁遗址有助于了解我国古代块炼铁冶炼的具体步骤及相关遗存特征，了解遗址内生产与生活的图景，促进构建宋元时期福建乃至长江以南地区冶铁业的技术特点和组织结构。

遗址内经发掘清理的遗迹类型多样，涉及冶炼生产设施、生活设施、墓葬、灰坑以及垒砌的石堆等。其中冶炼生产设施包括冶炼、锻造炉及相关遗迹，生活设施则包括房屋院落、灶等生活设施以及池塘、台阶、石墙等公共设施。发掘区包含14级台地，多由板结层构成。主体年代为宋元时期，冶场的等级较高，应属宋代青阳铁场。

下草埔遗址体现了宋元时期安溪地区冶铁的地方特点。该冶铁遗址以块炼铁冶炼为主，集生铁和块炼铁生产技术为一处。同时，遗址存在高碳积铁，可能产自块炼法冶炼。这表明该冶场拥有比较完整的冶铁技术体系。这一发现是对边地冶铁技术的全新认识。目前考古发掘所见块炼铁冶炼炉结构完整、炉型多样、保存状况较好，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良好基础。此外，该遗址采用板结层的方式就地处理掩埋冶炼垃圾也是国内外首次发现。经调查发现，该方式普遍见于安溪地区宋元时期的冶铁遗址，为典型的地域性特点。

通过固定不变的路线、内河航运的便捷运输系统，宋元时期安溪地区包括下草埔遗址在内的铁制品，在泉州随同泉州的铁制品加入了海上航道，完成了“采、产、运、销”的高度整合，从而使得冶铁经济与文化融进了宋元时期世界的海洋文明。

目前，虽然考古发掘资料表明下草埔冶铁遗址等级比较高，但对遗址性质的最后判定，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工作。在今后的工作规划中，应该统筹优先安排如下方面：

第一，根据该遗址遗物的特点，很可能相关资料保存在建筑遗迹中，因此，今后发掘的重点将是建筑遗迹，即在F4往北、往东部位进行发掘。钻探情况表明，在遗址的上述部位是建筑遗迹。

第二，在保存遗址现状的情况下，探讨遗址的形成。地面（DM1）是该冶场规划的重要阶段，目前，可以发掘DM1北侧的池塘，通过池塘的南剖面分析该地面的形成。同时，也可部分地恢复遗址的景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寻找其他线索剖析遗址埋藏的形式。

第三，加强对学界和公众的展示，增加醒目的标识导览系统，作好下一步开展各项工作的准备。对于已经掘露的6个冶炉，要及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除了搭建遗址保护棚之外，对冶炉本体还要有针对性的保护，避免其坍塌和毁坏。

第四，相应调整当地宋元时期手工业遗址的调查对象和范围。如进一步加强对附近福林等冶银遗址的调查，探讨包括下草埔冶铁遗址在内的青阳冶铁遗址群跟附近的冶银遗址是否存在技术上的交融。

脚注：

①(明)嘉靖《安溪县志》卷一《地舆》“铁课”条（叶五六背面）载：“宋，产铁之场，在永春曰‘倚洋’，安溪曰‘青阳’，德化曰‘赤水’。”

②《宋史》卷八九《地理》载：“安溪，下。有青阳铁场。”

③(清)康熙《安溪县志》卷一《山川形势志》“舆域·坑冶（附）”条，福建省安溪县志工作委员会整理，:30.

④(清)佚名：《清源留氏族谱》之《鄂国公传》载：“教民间开通街，构云屋。间有土田不尽垦者，悉令耕种储积，岁丰听卖买，平市价。陶器、铜铁泛于番国，取金贝而还，民甚称便”。泉州市图书馆藏清道光十三年（年）抄本，叶四十八背面。

⑤《天工开物》卷中“釜”条详细记载了制作釜锅的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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